- 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1]
- 发布日期时间：2006/12/19 来源：毕业论文 点击数： 作者：佚名
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但却未能恰当地说明比较优势的来源。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正统解释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的生产资源结构或储备比例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各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组织行为理论
尽管经济学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会给参与国带来广泛的利益，然而它却会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内的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会得到好处，而另一些人却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支持相关的贸易活动，而那些受到损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贸易活动。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之所以会存在于所有的国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福利影响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如果由于某个个人的行动而使整个集团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么个人付出的代价换来了集团的收益，但是集团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价的个人垄断，而是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付出代价的个人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也就是说，在集团的范围内，集团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个成员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代价。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位 “理性的经济人” 都想 “白搭车”，自己不出力但却能白白地占有别人付出代价换来的好处。因此，集体行动是很难成功的。奥尔森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小集团来说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更难以成功，一是因为在大集团内个别成员的代价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更高，二是因为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
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由少数人分享，而代价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那么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往往会占上风，少数的利益得到体现。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而代价和痛苦却由少数人承担时，这些人就会组织有力的集体行动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这就是市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农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工业化与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
工业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一国的资源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于土地和人口、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地快速增加，于是该国的资源结构由土地和劳动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资源结构的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改变，它的比较优势由生产工地和劳动密集的产品转变为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比较优势的改变又引起贸易结构的改变，该国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从农产品出口国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
工业化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彻底地改变了一国的国内政治格局。工业化使得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在减少他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同时却使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谈判能力大为提高，以至于他们可以迫使社会和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农产品进口。工业化还使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得社会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转移换来农业人口的巨大满足。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扩大也使这种转移支付成为可能。
因此，工业化一方面使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生产丧失比较优势，由出口农产品变成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对农产品进口的政治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甚至有可能使该国再次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对于粮食这种土地高度密集的产品来说，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土地极为丰裕的 “新大陆” 国家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都是净进口国。实际上，只要让市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要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净进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欧之所以能在本世纪 80 年代再次成为净出口地区，那是农业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而且此时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带来的损失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 “新大陆” 国家之外，一般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粮食贸易结构的演变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农业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剩余是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内工业受到保护，处于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城市利益集团主导对外贸易决策。在工业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工业，工业进入出口导向时期，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或丧失，农产品开始进口。贸易自由化加强。国内市场上工业和农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在工业化后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内具有了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同时农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能力大为提高，农业受到保护。这一阶段，或是农产品由进口转为出口，如西欧国家；或是农产品继续进口同时国内农业结构升级，如日本和韩国。
三、中国粮食需求、产出与进口的长期趋势
1. 中国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
国际经验：对世界上 100 个国家 1990 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进行分析发现：一、64％的国家其人均 GNP 低于 3000 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 350 公斤。二、当人均谷物使用量超过 350 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对人均 GNP 的变化不敏感；随着人均 GNP 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极为缓慢。三、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人均 GNP 相当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远地高于后者。我利用这 100 个国家 1990 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人均 GNP 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公式。1990 年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为 357 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对应的人均 GNP 为 3900 美元，是 1990 年实际人均 GNP（370 美元）的 10.5 倍。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得出三条重要的推论：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高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其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远低于不进行这种转轨的情况，即市场化改革将降低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二、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快速而且彻底，历史的惯性不大，再考虑到中国目前相对于现有的人均 GNP 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测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会有较大的提高。三、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阻，或者历史的惯性过大，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会大幅度上升。
1950—1994 年中国的粮食消费：1950—1952 年是中国的战后恢复时期，到 1952 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达到了 283 公斤。从 1953 年到 1960 年人均粮食使用量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峰值为 1956 年的 303 公斤，低谷为 1960 年的 213 公斤。从 1961 年到 1977 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在波动中缓慢上升，1977 年达到 304 公斤。1978—1984 年是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长时期，从 1977 年的 304 公斤上升到 1984 年的 397 公斤。从 1985 年到 1994 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稳定在 375 公斤上下。
1978—1984 年中国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中国农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二、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三、但是国家并没有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而是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补贴支持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四、这一时期粮食进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 年以后，中国政府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1991 年实行了食品消费的全面市场化。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粮食高消费水平，使得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在 1985 年以后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回落到 375 公斤的水平，并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市场化不仅阻止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的增长，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相对于人均 GNP 的增长弹性，使这一数值从市场化之前（1978—1984 年）的 0.39 下降到 0.016（1985—1994 年），下降了 96％。
中国 1985—1994 年的经验证实了我根据国际比较提出的猜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会大大减缓它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能够降低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一、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此前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使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合理地反映出较真实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而价格的上升自然减少了需求。二、市场化改革使居民的消费多样化，而且非食品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以及补贴的减少也相应地压低了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三、市场化改革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使得在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人均粮食消费有所下降。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提高了动物性产品的饲料转化效率，另一方面使动物性产品的生产结构向减少使用稀缺资源（如粮食）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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