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行政管理支出 政府职能转变 机构改革 效率优化
摘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府职能的形式不断转变，行政队伍的人数不断增加，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快速增长趋势。行政支出的直线上升加重了财政的负担，造成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提高财政风险的几率。此外，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官员腐败、滥用权利等的产生。本文从财政支出学角度出发，结合实际，论述我国行政支出的现状、原因、解决方案，以期为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和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费用逐年增长。突出表现在：预算外支出不断增加；“三乱”现象日趋严重；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步步攀升。有关专家针对这些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部分认为：由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职权范围的不断扩大势必导致行政费用的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建设蒸蒸日上，由此相关的行政费用飞速增长也就不足为奇。而另一部分则对此持质疑态度，他们认为，行政费用增加的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增长过快以及不均衡增长就属于不正常现象。目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建设是重头戏，因此，必须给过度增长的行政费用泼泼冷水，降降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效率的提高以及把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
学界的争论不一，使得研究此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以上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全面、更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即应把是否增加行政费用同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联系起来，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把判断行政费用高低与否的标准变成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不是官员的政绩需要或是一些浮于表面的数据指标。
一、行政管理支出现状
我国行政改革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机构等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却仍然存在行政支出扩张、预算软约束化，行政支出存在“越位”和“缺位”等问题，由此带来了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难。
到2003年，行政支出已在公共支出中占到19％。跟改革开放前相比，行政管理经费（亿元）本身的增长快：1950年为13.13，1970年为32.00，1978年为52.90，1985年为171.06，1995年为996.54，2003年达到4691.26。改革开放以来，竟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3.5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逐年上升：1978年仅为4.71％，1985年为8.53％，1995年为14.6％，2003年达到19.03％的高度。25年来每年平均提高0.57个百分点。这一水平在财政总支出的五大类型支出中比重排列在第三位，以2003年为例，经济建设费占30.05％，社会文教费占26.24％，行政管理费占19.0%，国防费占7.74％，其他经费占16.91％。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地看到，控制行政费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同时，考虑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必须控制行政费用的增长，把更多的财政支出倾向于科研教育经费和农业投入。笔者认为，只有这样，财政结构才会日趋科学化、合理化、制度化；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财政风险指数才能降到最低限度。
而跟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或同阶段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各国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采取从低到高排序如下：日本（1993年）为2.38％，英国（1999年）为4.19％，韩国（1997年）为5.06％，印度（2000年）为6.3％，法国（1997年）为6.5％，加拿大（2000年）为7.1％，俄罗斯（2000年）为7.6％，美国（2000年）为9.9％，巴西（1998年）为14.16％。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是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政府职能可以说比我国完善，管理的社会事务也非常多：大到立法选举，小到居民违反交通规则，“事无巨细，皆辖之。”可美国的行政费用并非同其军事支出一般高涨。2000年，美国行政支出占其财政支出9.9%，而我国竟然高达17.4%，几乎是美国两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美国的行政效率较高；另一方面，美国各级政府树立了廉洁行政的良好风尚。反观我国，虽然政府机构改革早已启动，精简了部分机构和人员，但仍然存在官员冗杂，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不仅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加重了财政的负担。当然，官民比例的不断增加，也是我国行政费用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实际比例高达1：18，真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官民之比也仅为1﹕981，已经形成一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而同期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例仅为1对94。
二、现状原因分析
当前的问题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政府机器庞大，机构臃肿重叠，财政养人过多，行政管理费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中央财政看，尤其是从地方财政看，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其他一些重点建设支出、社会公益性的重要支出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这与财政养人过多、行政费用膨胀具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经济的增长使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相应增加，于是行政管理支出就产生了扩张的可能；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行政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又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二者相互促进。众所周知，行政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而政府作为公共商品的提供者，必须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因此在公共支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行政管理支出也不可避免地攀升。这一点无可厚非，要想高产出，还真得高投入。当然，高投入的方向要对，渠道要正。
其次，政府机构的膨胀、编制的扩张、人员配置增加、工资及办公设施的标准提高，都势必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水涨船高”。而且，由于机构和人员数量增加所导致的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具有“刚性”，因此在实际中难以压缩。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工资改革，逐步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提倡“高薪养廉”；并且，各级政府用于提供公共商品和社会福利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再者，由于近年来人口流动频繁，使得各级政府管理当地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治理社会环境时的行政支出增多。以上三方面都势必直接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攀升。对此，笔者认为历史经验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北宋王朝成立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防止统军大将拥兵自重，功高欺主，于是选派大量文官到地方各州府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知州。同时为了收归财权和司法权，又向各地增派了转运使和通判。一时间，北宋官员数量激增，给当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且进一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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