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栖息的地方

——试论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和人格意蕴

【内容提要】有晋一代最杰出的中国诗人陶渊明，以一片田园作为自己的灵魂栖息地，甘于淡泊，息心浮名，在诗、酒、书、田中传达出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功名等的种种看法，融入作品，显为人格，使人于百代之下，依然能够深深濡染其真挚的生命气息。本文力图深入陶渊明作品，通过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美学形态这三个层面的阐述，由下而上、由表及里地离析出其中的思想和人格意蕴，旨在从中窥探和管论：陶渊明作为一代文宗，其对后世长久不衰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开拓了中国田园诗的创作领域，亦非仅仅因其创造了一种平和冲淡的艺术境界，而是因为，这方山水田园，潜藏着他看似平淡、实则膏腴的思想和灵魂的光辉；蕴藉着他求实任真、丰富完整的人生和生命哲学；寄寓着他贞刚自质、安贫乐道的人格操守；展现着他淳朴宽厚、达观随和的人生性情，使其人、其文、其德、其行浑然一体，如一曲无声的弦歌，静静地、长远地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文豪大家，令人感怀不已、追思无限。

 

陶渊明在世时，其诗名毫不彰显。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弗提其人；钟嵘的《诗品》，仅入中流。然而，自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之编集、作序后，陶渊明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推崇，不仅作品注释很多，而且历代文学大家如唐朝王、孟、李白、杜甫、宋朝苏、辛、金朝元好问等，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直至今天，陶学的研究，也依然是方兴未艾的一个课题。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陶渊明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绝不仅仅是文学表面的艺术形态如题材和风格等，其间所蕴涵的“真意”，远远超过了文字的本身，予人以启思和争鸣。因此，后世尽管学陶、仿陶、爱陶、研陶者众，然对其人其作之立论取舍，却可谓见仁见智，实多不同。要么以身自况，内寓相惜，赞其高蹈隐逸，清风亮节；要么从阶级社会及政治现实出发，指其消极逃避，小资闲情；要么从其身世经历、人生抱负、政治理想等出发，称其洁身自好，五仕五归，委运园田，立志从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实，这些论点中，都包含了我们正确解读和评析陶渊明其人其作所必须深入、切实研究的具体细节和基本元素在内，但问题是，如果借用从前炎樱替张爱玲小说申辩的一句话：“她的作品像一条流水，是无可分的，应该从整个来看，不过读的人是一勺一勺地吸收而已。”就多少有些令人无法满足。因为，正如于不管对三角形三条边的研究有多么完美，但倘若不能认识到这三条直线所构成的图形，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实体一样，如果对于陶渊明的研究，仅取就事论事之方法，则不管涵盖多少方面，论述如何详尽，都无法真正揭示出其中各个方面所内含的逻辑关联，那就是：陶渊明的作品，首先是一种对生命形态的完整阐释，其次才是一种田园风格的自然表述。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对人生价值有着自觉思考、对人生道路有着自主选择、对生命哲学有着自由演绎的具有完整自我人格的文人，其次，才是将这些真我的东西融入作品的伟大作家。与其说，陶渊明将田园生活带入诗歌创作领域，并以此开千古平淡之宗，不如说，在那个社会极端黑暗、政治斗争惨烈、士人进退失据的时代，陶渊明其实是以躬耕生活和田园诗境作为寄寓其思想和人格的灵魂栖息地，养真寄傲于诗酒松菊之中，不卑不亢、不疑不惧地实践其人生的自我价值，用心感受和表达其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隐而不逸、静而不穆地感喟其对现实的痛切，对国运的忧思，对民生的同情。他的作品，其实就是他伟大心灵的回音。

所以，在笔者看来，陶渊明所有的作品，几乎都可以视为咏怀诗。如果纵观陶渊明作品的系年，目前或尚有疑异之处，但若横看其作品中所咏内容的不同，便可见出陶渊明对于人生方方面面的处世哲学：人生道路、政治理想、社会现实、生命价值、名实毁誉等。他对于某些方面的表述，即使中间经历的时间间隔很大，也往往会表现出辞义的高度相似，以至于迷惑了某些陶学家在作品系年方面的看法。其实，这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清楚认识到：陶渊明终其一生，对于理想、信念、气节的追求，一直是忠贞不二，矢志不渝的。有感于此，笔者将其作品分别归入三个层面：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美学形态，逐一进行以下的考察论述。

 

一

一提到陶渊明，有一个问题，是无法也不能绕过去的，那就是他的弃官归隐、躬耕园田。

历代各家论陶之言，靡不笔涉。盖称此举，最见靖节征士之人格气节。笔者以为，这固然不无道理，但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活着。”陶渊明亦有诗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所以，何以谋生，便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第一件人生大事，也是一个人于各种社会关系总和中最底层面的形态归结。作为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它同时奠定了陶渊明生命哲学的基石。因此，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的解读和阐释，才有可能对陶渊明的思想和人格有一个整体和辨证的把握。我们不妨循着陶渊明的人生轨迹，逐一检点。

首先，陶渊明的归田，既非片面的消极逃避，亦非单纯的超然隐逸，而是对人生道路的一种自觉选择。这条归家之路，其实，是经过他的认真思考和反复比较之后作出的最终抉择。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行役诗和早期田园诗的咏写之中。

年少时的陶渊明，“亲老家贫”。但生活的困苦，一点都没有影响他的好心情。他在书酒之中，汲取丰富的精神粮食，养育任真的人生性情。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游六经，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对于贫寒，如同视而不见：“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无乐自欣豫”，自谓羲皇人；即使荒年逢大饥，饿馁到要去乞食的地步，一遇到善解人意的素心主人殷勤招待，便“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真可谓乐而忘忧，忘怀得失；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真是毫无矫饰之态。一位襟怀坦荡、安贫乐道的五柳先生，活脱脱地勾画在我们眼前。而乡间民心的淳朴，人性的温情，也流淌于陶渊明的笔端。

29岁第一次出仕，“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何故？陶渊明自己作了明明白白的交代：“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饮酒·十九》）入仕对他这种抱璞怀真的人来说，不仅不能解决人生温饱的问题，相反，心灵还蒙上了一层耻辱的阴影。

41岁彻底弃官归隐，作《归去来兮辞》。在辞序中，陶渊明同样对这一次无疾而终的仕宦经历，作了明明白白的交代：“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在职不过八十余日，便归心似箭。

29岁到41岁之间，陶渊明一共出仕三次，期间具体的官职和年限，我们暂且不必一一细究。因为陶渊明在这仕、归反复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斗争和心迹，如同出一辙，让读者历历清晰可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早期田园诗和行役诗的咏写之中。这两大内容的诗歌，如同两大不同色调的板块，对比鲜明地传达出陶渊明对出、处这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深切感受和苦乐心情。前者黯然残淡，森肃灰凛；后者安详温润，和谐柔美。试看：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其一 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 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 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 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 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 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馀。 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其二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 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 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其二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傑。 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 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

庚子年，陶渊明36岁。这两首诗，当写在他的第二次出仕期间。同样的凯风，一个因时来，一个负我心；同样的林木，一个独森疏，一个贮清阴；同样的山川，一个巽坎难与期,一个耸逸皆奇绝；同样的天地，一个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一个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走在行役路上，静念园林好，空叹将焉如；闲息园田居中，事事真复乐，厌厌竟良月。真是不胜枚举，读来身同感受，令人感喟。自然的山山水水，人事的操操劳劳，在陶渊明的眼里，因为出处的不同，而演绎出完全不同的心情。正因如此，陶渊明在笠年《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便向我们完整地交代了第二次出仕的结束：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

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叩栧新秋月，临流别友生。

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

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

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三年后，陶渊明四十岁。在《荣木并序》诗中，陶渊明向我们袒露了第三次踏上仕途的心迹。缘于对日月的推迁，人生的易老，不无忧虑：“总角闻，白首无成。”“静言孔念，中心怅而。”对久居园田、寄情耦耕的自责：“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对戎马征战、建功立业的期许和自励：“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复出后的陶渊明，初辟为镇军参军，后复为建威参军，两次时间间隔不长，但不管其足迹走到哪里，他的心思毫无改变。在行役诗中，我们所看到的陶渊明，几乎没有任何猛志获逞的昂扬和兴奋，相反，到处充满了他近乎苦痛的无奈，心情也格外的疲惫。相比于他之前开荒南亩、劝农稼穑的欣悦欢快，那真是天壤之别：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其一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 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 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 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 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其二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新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 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 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 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通过以上种种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对彻底归隐、躬耕自资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出于两方面的重要原因。中国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留给学子士人获志骋怀的唯一道路，就是仕宦！要在这条道路上求进，不外两种途径：文才武略。这两个途径，在陶渊明那里，都完全行不通。如同中国古代许许多多耿介孤直的文人一样，陶渊明渴望的是生逢其世，得遇明主，君臣遇合，而不是在浑浊黑暗的官场上，靠着尔虞我诈、机谋智巧、趋炎附势来实现飞黄腾达。可东晋社会的门阀制度森严，世袭高位，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象陶渊明这种出身贫寒的士人，肯定只能充当一些末流的官职。不但不能有所作为，还徒然有辱其孤高自傲的人格。所以，“黄唐莫逮，慨独在余”的陶渊明，不堪吏职，发出了“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千古绝叹。既然仕达无望，那么就只剩下从伍之途了。事实上，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出身微贱，然官至大司马，凭借的就是武功之力而步步升迁的。可陶渊明“心惮远役”，视为畏途。看看他行役途中的篇什，无不沉重而负累。很显然，辗转南北的军旅生涯与他闲静悠然的生活情趣亦大相径庭。在这一点上，陶渊明迥然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大家：屈原、司马迁、左思、鲍照、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这些伟大的灵魂，无不历尽坎坷，备受政治打击之辱或饱经流离贬谪之苦。但是，他们所愤恨的，只是王道昏庸，忠言获馋，世规鄙恶，壮志难酬。而对于奔波劳碌，却并无怨言。象那些盛唐边塞诗人，在建功立业的热血沸腾下，边疆的寒苦，甚至于还呈现出一种雄奇瑰丽。笔者在此，并无评价两种心态优劣之意，而是旨在说明：陶渊明的归隐之途，外部的社会现实，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但其主观自愿，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这主观自愿里，固然蕴涵了他洁身自好的孤高情怀，却不是消极逃避；伴随他归隐之志的，也绝非超然世外的思想。因为，隐而不仕的陶渊明，其实是隐而不逸。他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走的完全是一条自食其力之途。“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这种脚踏实地的人生，向我们展示了陶渊明人生道路上伟大思想的第二层面，即：

其次，陶渊明的躬耕，是对人生价值的积极实践，对儒家耽道、庄老玄谈的一种反拨，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精神，使他超越了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位隐士或诗人，显示出深邃醇厚的民本、农本思想。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抒写田园躬耕生活的农事诗之中。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自觉选择辞官归田的人生道路，一则是出于官场黑暗，介分其性，二则更重要的是：其之视务农也，既非归隐标高之道，亦非仕途失意之竟，而是以着一种“为人生”的务实求真态度，将务农提高到与仕宦同等高度之地位，以迥然异乎儒家经典之崭新面目，标示了古之学子于仕途之外的另一人生道路。其观点之系统明确，实践之坚定不移，心志之无怨无悔，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诗歌长河中，几乎撷取不出第二个相似的大家来。

试看陶渊明早期的两首田园诗作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和《劝农》。这两首诗歌写作在陶渊明第二次仕归后，时年39岁。赋闲在家，陶渊明不仅没有任何官场失意之类的苦闷，反而如久羁出笼的飞鸟，心情欢快，并开始有意识地尝试以务农为生，春天一到，就立刻兴致勃勃地付诸行动，开荒南亩。在诗中，陶渊明悠然描绘了鸟哢风泠、平畴交远，良苗怀新的田园自然风光；深情赞美了农耕自足的上古时代、与民稼穑的三季哲人、携妻协友陇亩勤作的隐居贤士、宵兴野宿以应节时的桑妇农夫；委婉劝言和泽难久、岁暮易至、民生在勤、播殖不匮的道理；含蓄讽喻鄙视劳动、心萌智巧、资待靡因、赡养由人的儒圣言行；公然表白愿效执杖翁、怀古志长勤、欢时欣农务、长为垅亩民的傲然心迹。他肯定自给自足的勤劳生活，否定曳裾拱手的超然高轨，欣然与农为邻、结伴相与耕息。通篇气和理匀，韵味深长。发难儒典，不卑不亢，但陶渊明的田园情结和务农思想，却得到深刻的表述，值得读者思考和重视。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二千多年来未尝改变之事实。即使到今天，中国9亿的农民人口，依然足以证明：农民问题，就是中国的基本问题。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最根本问题上，中国二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一直都不能走出一条科学而正确的道路。溯本源流，当推中国的政治哲学基础——儒家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先圣，其实最具典型的轻农恶农弃农思想。其言行实例，信手可拈。子曰：“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正可谓“智巧既萌”，“大伪斯兴”；对于富贵，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那么，什么是求财之道呢？“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虽引车卖浆者之流，丘也为之”。从商从役皆可，但务农却绝对不在其列。樊须弟子请学稼圃，即被鄙为小人；荷修老人隐而不仕，遂被非为“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至于孟子，雄才诡辩，他对农学家许行之驳斥讥诮，更是令人咋舌。

一个社会，究竟是应该重视耕植，发展农业，还是应该重视商贾，“富而教之”，究竟是应该尊重体力劳动，还是应该推崇脑力劳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在这里，我们不作任何旁触。笔者想要引述论及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儒学作为二千余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统，它对务农自给的人生取向、君民共苦的耕作思想，给予了毫不留情的彻底否定。其社会影响，十分深远，而且牢不可破。由此滋生的流毒弊病，波及后世，遗患无穷。早在西汉初年晁错《论贵粟疏》中，已可一览无遗：“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也；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王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时至今日，“小农意识”依旧是中国趋时男女避之唯恐不及的贬评之一；更遑论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代！在这种玄言清谈、问仙求药、虚妄浮诞的社会风气下，陶渊明能够不假玄虚，不奢空谈，禀性直言，反驳儒典，已属难能，还更进一步地脚踏实地，亲身实践，不辞劳苦，力耕无欺。这种看似寻常平易的人生追求，其实蕴涵着陶渊明何等磊落的胸襟、贞坚的人格和超世的勇气！

41岁完全归隐后的陶渊明，正式开始了他躬耕自资的生活。其后，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读<山海经>十三首》（42－44岁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44岁）、《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二首》（46岁）等一系列著名的诗篇中，对他的农耕生活，进行了一系列的记述，使我们历历可见陶渊明行进在这条道路上的高低坎坷和苦乐心情。他辛勤劳作，夙兴夜寐，“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他心挂农物，念忧节气：“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欣慰收获，祈望丰收：“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他不辞劳苦，无怨无悔：“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素心农友、平易亲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他虽苦犹乐，志在不渝：“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从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务农为生的道路，已经逐渐向陶渊明展现出艰辛的一面，衣食系田的生活，也开始了对陶渊明的磨难。可是，也正是因为陶渊明在思想上对躬耕生活的执意追随，从而使他能够坚持下来，即使在园田居遭遇火灾后，宅室无存，也依然表现出一种刚坚不屈的襟怀与品格。

然而，命运对陶渊明的考验，远不如此。伴随生命年轮的转动，生活对步入知天命之年的陶渊明的打击，也不断地接踵而至：亲人的相继离世、家境的每况愈下、身体的日渐衰病、国运的动荡飘摇，都深深地折磨着这位仁者的心。可是，这位坚强的征士，在贫富交战中，把对人生苦难的感叹，上升到全人类的角度予以观照，并且，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义无反顾。其洁白无暇的士行，向我们证明了：

最后，陶渊明的隐终，不仅是对人格操守的坚强维护，穷而弥笃，矢志不渝，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以一生能够尽到的最大个人力量，捍卫生命的尊严，痛切批判和彻底否定血腥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给人民所带来的苦难和摧残，使他伟大思想和灵魂的绝响，回荡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中。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述贫、咏贫诗和著名的《桃花源诗并序》中。

许多研陶学者都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陶渊明的作品中，述贫诗占了很大的比重。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诗人所罕见。此中何故？用意何在？是故作清高，自我卖弄吗？当然不是！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陶渊明的创作，到了晚年，更加丰富，而这些作品，本身就是其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么，另一方面，他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写照生活的贫困，又是为了传达出什么思想和情感呢？

第一，对人生价值追求和躬耕生活道路的彻底自我辨证。

陶渊明作为一位志趣高雅、体物情深的诗人，躬耕生活的种种艰辛和拂逆，不可能不刺痛他敏感的心。晚年的陶渊明，其家境的贫寒，已经到了食不果腹、贫困交加的地步：“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而事实上，朝廷对他几次征召，为官的大门，始终向他敞开着，身边也不乏劝告之人：有提着壶浆远道而来、心怀好意的田父，有混迹官场、嗟其“奈何自苦若此”的檀道济等；至于陶渊明交往的新朋故友之中，更不乏朝廷中人，如知己颜延之、密友庞通之、邻曲殷景仁、庞参军等。在这种种情形之下，陶渊明内心出、处的矛盾和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饮酒·十三》中，他描绘了两个取舍邈异境的客人，同行同止，一醉一醒，互相嘲笑，各不领情。其实，这两位客人，不就是陶渊明脑子里的两种思想么？不就是陶渊明对于仕隐这两种谋生道路的自我辨证么？两者斗争的结果，是前者占了上风，陶渊明劝告自己，“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但此时的陶渊明，言辞依然内敛谦逊：他感叹规规“醒者”多么愚昧，觉得兀傲“醉者”好像比较聪颖。到了组诗末句，他还以自我谢罪终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的磨练，自我的一次又一次辨证，陶渊明不仅没有被贫困吓倒，反而在贫富交战中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定。在《感士不遇赋》中，陶渊明历数前代圣贤各种坎坷遭遇，心潮澎湃，慷慨不平：“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贞刚玉质，归志弥坚：“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鎾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在《有会而作并序》中，他大声疾呼：“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後生何闻哉！”穷愈见节，志效先贤：“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在《咏贫士七首》中，他更是一气呵成，对固穷守节人生的种种艰辛，作了彻底回顾检点，一表无遗：“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介然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完全可以深深体会到：晚年的陶渊明，经过人生苦难的洗礼，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个人的自我，上升到第二个更高的层面：他将坚持理想信念、立善求仁、固穷守节的艰辛，正直士人进退失据、依违避就、志意难酬的困境，站在跨时代的高度予以思考观照，呼唤前人，响励后者，把自己的声音融入人类精神文明奋斗史中那些连绵不断的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撼人心魄，感人涕零。

第三，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血腥政治的痛恨，对困苦民生的感叹和同情，对和平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陶渊明一生所经历的东晋时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到其晚年，更是腥风血雨，动荡惨烈。公元420年，东晋亡，改朝宋。而篡权夺位的宋武帝刘裕，便是陶渊明当年曾任参军的镇军将军！刘裕一开始以平乱伐叛为名，步步蓄势，最终大权在握，并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实现自己的黄袍加冕。他缢死安帝，废恭帝，贬为零陵王后仍不肯放其生路，笠年赐鸩酒，伏兵以被淹杀之。生性之狠毒，为政之残暴，实是骇人。陶渊明在这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时局下，他的述贫，既是反映自己，难道不也代表广大人民生活的实况吗？他对天道幽远、鬼神茫昧的黑暗现实所发出的控诉，难道不就是一位具有社会良知和先知的士人代表广大人民所发出的心声吗？在著名的《桃花源诗并序》中，陶渊明对自己所追求和向往的和平幸福生活，作了深情绵邈的描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桑蚕农耕，王税靡征。可这样的乐土，到哪里找去呢？这样美好的愿望，又如何能够实现呢？“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此情此语，令人掩卷长叹，抚怀思怆。

 

通过对陶渊明一生生活轨迹的检视和剖析，我们看到：陶渊明以终不二迁的归隐行志，为他高洁自傲、固穷守节的人格画上了一个完整无暇的句号，流芳千古。而这背后，其实隐寓了陶渊明对于生活道路多少深切苦痛的思考和感悟，坚韧不懈的实践和追求。不过，在笔者看来，这还只是浮现在世人面前的最直接最层面的一角——其伟大思想和灵魂的冰山一角。“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倘若说，谋生的道路奠定了陶渊明生命哲学的基石的话，那么，他的思想和灵魂，则是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勤飞不辍，上下求索。虽已失群，却并不消释，而是栖息在一个不为人知的高处——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的确，经过时光和历史的淘洗，在1500多年后的今天来读陶令公，不仅是其隐逸行为，其思想和灵魂的境界，尤令人“缅焉起深情”。他抱朴含真的意识形态，如蓝田璞玉，氤氲生烟。

 

二

陶渊明的作品中，有一些字眼和典故，是被反复运用的，在这些重复的强调和引用里，笔者觉得，其实便潜藏着陶渊明深邃的人生思想，暗寓着他“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人生境界。

譬如，“息”字。

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                         《杂诗》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七》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归去来兮辞》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和郭主簿二首》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颜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                         《述酒》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                         《九日闲居》

 

又譬如，“闲”字。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和郭主簿二首》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                         《止酒》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                         《述酒》

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                         《答庞参军并序》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                         《饮酒二十首并序·序》

有酒有酒，闲饮东窗                                 《停云并序》

童冠齐业，闲咏以归                                 《时运并序》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五柳先生传》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                                 《自祭文》

余闲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                     《九日闲居》

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九日闲居》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                         《咏贫士七首》

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巽田舍获》

天气澄和，风物闲美                                 《游斜川》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                         《游斜川》

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                     《闲情赋》

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                 《闲情赋》

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                 《闲情赋》

一个“息”字，一个“闲”字，为闲求息，因息得闲，时息时闲，载逸载欣。闲息二字，涵盖了陶渊明对人生、对出处、对名利、对社会的种种良苦用心，也成为后世许多文豪大家所追思仰慕、然而望尘莫及的原因。事实上，古往今来，许多儒家学子，正直士人，有识良仕，他们在怀才济世的儒家思想的鼓舞下，积极求进，渴望建功立业，一展宏图。其最终目的，往往并非为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追求。因此，他们不乏功成身退的高尚思想。然而，“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美好愿望，实现起来，总是艰难。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面对人生的失意，时世的沧桑，儒、释、道也因此分别衍生了三种不同的应对思想：儒求名，释寄空，道流虚。由于儒家思想至汉代后，渐成独尊，因此，迄唐后世对庄老玄谈、佛教释空，无不持消极否定的批判意见。但在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则是这三大思想，流派纷呈，斗争异常尖锐。也因此，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并序》历来为陶学思想研究者所重视。如何正确解读？其含义何在？在笔者看来，这首诗或因持辩论的成分较多，因此在用辞上也便颇多抽象意味，如果真正要渗透其中的哲理，或许这“闲、息”二字，就是最好的谜底。我们不妨采用由表及里的方法，层层转入，来探寻陶渊明于社会形态之上的核心意识层。为此，我们必须彻底弄清包含在这首诗里的三个问题：

第一，序文交代写作缘起及写作目的。其真正用意所指是什么？

第二，形影神究竟代表什么？其各自观点的内在含义又是什么？

第三，神辨最终结果的意义是什么？怎样全面把握陶渊明的人生思想和生命哲学？

 

第一，序文交代写作缘起及写作目的。其真正用意所指是什么？

先来字斟句酌地看看序文：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这段文字里，贵贱贤愚四字，当无歧义；营营者，戮力劳心以操持经营也，惜生者，顾惜生命也，也当无歧义；斯甚惑焉四字，惑者，当指迷失、迷惑，用现代的词汇来说，就是糊涂。焉者，于此也，斯甚惑焉即是指贵贱贤愚无不营营以惜生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很困惑很糊涂的，是在这件事情上迷失了，也当无歧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句，其中“故极陈……之苦言”是指“因此极力陈述形影对营营以惜生这件事的抱苦含怨之辞，也当无歧义。余下的，似乎就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了。

这首诗的题目及序文里，表面上是因为形影之言而引发了神辨，并且，在接下去的正文中，以三者辩论的形式，分别写出了形影神各自的观点。但实际上，这场辩论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三者辩论的形式呢？有些学者认为是“自述本怀而兼谈人生哲理，则以这样的写法较为浅显、明晰、生动、亲切，如谈家常，而且渊源有自，不乏先例。”^① 这固无道理，作为一首哲理诗，它当然是为了表达陶渊明的思想。但上述说法，其实并没有真正触及这场辩论的实质。笔者认为，诗中形影神三者之间的辩论，其实是分别代表儒、释、道思想之间的辨证。陶渊明的真正用意，正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和内容，来充分表达自己以下的人生哲学思想：

①对儒释道思想的全面批判。陶渊明在序文中，一开首就矛头直指“营营以惜生”这种做法，并且斩钉截铁地予以否决：斯甚惑焉。根本不留任何辩解的余地。那么，这世上营营以惜生的，又是谁呢？自然是人。在陶渊明看来，表面上人有贵贱贤愚之分，但一具体到“惜生”这件事情上来，就都一样的执迷不悟了。同样道理，天道人道，九流三教，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一具体到“惜生”这件事情上来，也都一样的天数难逃了。至于佛教所谓的生死轮回，自然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罢了。这一点，陶渊明在《神释》中以质问式的阐释：“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作了相应的肯定回答。因此，可以说，在序文伊始，陶渊明就已经开宗明义，对儒释道学说的思想，定下了一个全面批判的基调。

②对儒释道思想的辨证取舍。在陶渊明处，批判是为了继承，是企图通过形赠神、影答形、神释这种三者辩论的方式，来最终达到一种哲理性的共识，而决不是匪夷任何一方。这就是序文中的所谓“神辨自然以释之”和“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了。这一点，陶渊明同样在《神释》中以表白式的阐释：“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 作了相应的肯定回答。因此，可以说，在序文结尾，陶渊明同样直言不讳，对儒释道学说的思想，定下了一个辨证取舍的态度。

③ 既然是在全面批判中进行辨证的取舍，那么，就必须弄清楚：辨证的依据是什么？取舍的结论又是什么？这里，就必须对序文中“神辨自然以释之”一句格外留意了。

首先，是这个“辨”字。是“辨”，而不是“辩”。形影神三者是据“辨”而“辩”——它们三者的陈言，其实都采用了辨证法，只是辨证的依据各不相同。在《形赠神》中，形对神的辨证依据是“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洏。”这个依据，其实就是序文中的“生”字：欲求长生而不能。其辨证结果的取舍结论是：“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在《影答形》中，影对形的辨证依据是：“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崑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这个依据，其实就是序文中的“惜”字：愿营营以相惜而不达。其辨证结果的取舍结论是：“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在《神释》中，神对形影的辨识分别给予了批判：“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辨证的依据是“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这个依据，其实就是序文中的“自然”二字——神以天地运作之道以及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来阐释人生的真谛，以此启发形影，希望达到的最后共识是：“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其次，是这个“释”字。在这场辩论中，形影所据之“生”与“惜”，皆乃尘世中人无时不刻的挂怀之物，故陈言至极苦之处，难免举目情凄洏，念之五情热，伤心郁结。惟有神所据之“自然”，大化自钧，万理森著，故解辨之余，得以不喜亦不惧，无复多念虑，欣然释怀。因此，这个“释”字，既是释惑，释形影之惑；又是释怀，释形影之怀。

整首诗，单从字面和逻辑上来讲，就已经十分严密。而这份严密，更深的层次，是来自于字面底下所隐含的陶渊明对儒释道思想辨证取舍的真正涵义。也就是我们所必须涉及的下一问题：

第二， 形影神究竟代表什么？其各自观点的内在含义又是什么？

很多陶学论著，都把这首诗系于义熙九年癸丑（413），乃陶渊明针对庐山释慧远作《万佛影铭》并立台一事而发，因此，把诗中形影神三者之间的辩论，看成是名实之辩，儒道之争。笔者以为，如果单从作品系年方面来讲，问题不大，因为确乎可以将此事件，看作是触发陶渊明创作这首诗歌的动机。但如果是要真正地探解这首诗歌的含义，那就失之谬方了。为什么？因为辩论的东西，即使没有任何事件的触发，而是单纯给出一个命题，虚拟辩论方之间思想和观点的对峙也依然存在。因此，辩论方最重要的并非在于其实际辩论对象是谁，而是在于务求各领要旨，各执一词，有的放矢，自圆其说。如果只是泛泛而谈，空论儒释道思想之表面皮毛，陶渊明又如何能够表达出自己真正的人生哲学思想呢？仅以儒家思想为例，始创孔子，经孟子发展，至荀子而集大成，三人之间的许多观点，未必就是完全一致，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却持性恶论。孔孟都持天命观，荀子却提出了“制天命”的人定胜天思想。在政治上，孔孟讲仁治，荀子重法制，以至下启弟子韩非法家思想之集大成。那么，为什么这三人同被列入儒门呢？当然不是因为师承的关系，或者某些观点或政治主张的关系，而是因为，在儒家思想的学说里，或许很多理论会因时因人因地而异，但其中关于人文精神的某些核心精髓，是贯串始终，代代延续的。同样道理，道释学说也不可能是因循不变的理论，但某些核心精髓，却是作为立派哲学的基本命题而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在第一点中已经明确了陶渊明写作本诗的真正用意，是为了表达对儒释道思想的全面批判和辨证取舍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彻底探究清楚：在陶渊明的思想里，足以称得上儒释道思想的核心精髓、并被冠以形影神之名、然后拿出来进行批判式地辩论、最后供辨证式取舍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要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笔者以为，首先不能单看组诗中的任何一首，而是必须渗透其中的内在逻辑和思想深意；其次要结合陶渊明的其他作品，互相对照，全面把握，才有可能真正解开形影神之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故此，这里暂时按下本诗不表，继第一部分社会形态探讨中对陶渊明现实生活道路的逐一检点，在本部分意识形态层的探讨里，我们同样有必要先对彻底归隐后的陶渊明的人生思想发展路线，作一个梳理。

先看看陶渊明41岁罢官归田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并序》（摘录）：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托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兮，将有事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胡为惶惶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耘耔。登东坳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再来看看陶渊明63岁临终前的《自祭文》（摘录）：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阳，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

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以灭，慨焉以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乎哀哉！

《归去来兮辞并序》和《自祭文》两篇，因文中陶渊明已自明确交代时间，一是“乙巳岁十一月也”，一是“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因此其系年当确切无疑。至于《形影神三首并序》一诗，如前所述，根据其写作背景，我们暂系年于陶渊明49－50岁之间。细心研读和比较《归去来兮辞并序》、《形影神三首并序》、《自祭文》这三篇文章，可以发现什么？

三篇作品，虽然从形体上有所不同，但如果从表意的层次来划分，则和《形影神三首》一样，都是属于一种三三辨证对话的模式——形影分别极陈其营营以惜生之苦言，据辨而辩，最后是神辨自然以释。在这里，我们不妨将上述两文一一简单罗列如下：

《归去来兮辞并序》：

①人事：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②志意：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③心愿：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 胡为惶惶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自祭文》

①人事：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郗绤冬陈。－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

②志意：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

③心愿：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廓兮以灭，慨焉以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从这条思想路线的梳理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走在生命的旅途上，从40岁到50岁再到60，陶渊明对人生思想的表露，不管是采用何种文体，但其内容实质，如出一辙！正因为陶渊明从41岁开始就已经完全确立了其人生思想的处世哲学，并且从此至终都再没有改变过，所以，他罢官归田的人生道路，才走得如此的彻底和坚决。

明确了上述的经纬脉络之后，再细心审察这三篇文章，便不难给出形影神所代表原型的答案：形寓人，影喻志，神谓心。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笔者将其图解如下：

 

形

神

影

赠

答

释

释

人

心

志

 

撇开儒释道学说对形影神的定义不管，从陶渊明自身的作品来看，他以形寓人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茫茫天地，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作为大自然孕育出来的一分子，人类既和万物一样，寓形宇内，以其形显，但又有很大不同。不同在哪里？首先是人生短促。与天地万物之得时相比，人生不过百年，便行将休矣：“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不仅如此，人类虽贵为天地之灵，但大自然并不因此就特别惠顾人类，嘉佑天年，永葆其形。相反，不管人类怎样努力，其结局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最终难逃死劫：“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最后，人类非但不能长生不老，而且人生无常，死不复生，形释人亡，神影不留：“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廓兮以灭，慨焉以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这最后一句，固然是陶渊明对后事的遗嘱，但也未尝不是更多地表达了陶渊明对人生最朴素最自然最彻底的一种辨证思想：“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如果不是靠着封树留名作记的话，日月也就这样地驱驰而过、最终不会为逝去的人留下任何的形迹了。所有的前誉后歌，其实也只不过是人为的名声罢了。又有什么是可以真正值得贵重的呢？

那么，人生真的就是毫无意义了吗？人类既然连草木都不如，究竟又有什么是值得看重的呢？

很明显，《影答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问题是，如何理解影在诗中的每一句话？

诚如前说，身为儒门士子，不管其学说观点有什么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是“名”吗？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荀子曰：“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盖因种种此论，故后世认定儒家重名，如影随形。但诗中，陶渊明通过影之口，给予了完全否认：“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答案不是“名”。是“善”吗？好象是。连影自己都说：“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既是诘形，也是自勉。但儒家所谓的立善，是什么？“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皆为立善之果，然善籍何立？也就是说，内在上足以支撑起这三者傲然卓立的，其实是什么呢？

 是“志”！

的确，古往今来，作为贯串儒家思想的灵魂支柱的，不是仁，不是孝，不是名，不是利，不是儒圣各各所持的学说主张，也不是儒圣种种力推的举措施为，而是一个“志”字。孔子究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辨穷：“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开后世国人“人穷志不短”之先训。孟子论志：“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正因儒家这种积极入世、洁身自好的心态，这种由志而发、直面人生的顽强精神，前仆后继，延绵不绝，千百年来，成为儒门庚续的不灭火种，使多少仁人志士，不管是身居陋巷，还是高栖荣爵；不管是踌躇意满，还是忍辱负重；不管是轩冕堂皇，还是身就刑耻；不管是猛志获逞，还是怀才不遇；不管是功成名就，还是舍生取义，他们的人性，无不焕发出一种熠熠的光辉；他们的深心里，无不潜藏着一份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至死不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以，在《影答形》中，陶渊明借影之口，饱含深情地道出了每一位有志于社会与人生的正直儒士的感慨之言：“不求得道升仙、长生不老的存生之道，甚至连卫生一事，都每每苦于直拙而乏术。可事虽如此，自从生之为人并且立志以来，不管是出处显默，就都从来未尝放弃过、停止过对人生的追求和执着。生命中的种种悲欢哀悦，也未尝不是伴随着心志的沉浮而起伏。可令人黯然神伤的是人生无常，时不待我，壮志未酬，身已先死。身没名尽，此情谁知？想来惟有立善，方能遗爱后世。既知如此，还有什么理由敢不竭尽全力呢？所谓的借酒消愁，只不过是自己无计可施、悲难自禁的一时之举罢了。倘若以为酒真的可以、真的能够解除我的万古哀愁的话，那也未免太拙劣了。”

“志”的话，似乎为人生找到了意义，揭示了人短暂有限的生命，可以因立志从善而得以留下久远的纪念。

但，事实是否如此呢？针对此说，陶渊明借神之口，对志进行了启发性的反问：“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志在立善，这显然是对的；并常常为此而感到欣慰，说明也是好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算是立善？立善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也就是说，本质上足以担当起对立善作出评判标准的，其实应该是谁呢？是当世之名吗？——身没名亦尽，此情何以堪？是所谓“遗爱”吗？——如果立善乃因念念不忘后世，岂不劳劳徒伤此生？更何来欣豫可言呢？既然立善所为既非生前之名，所因又非身后之誉，那么，它究竟所因所为者何呢？

 是“心”！

 “心”，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涵盖了种种丰富的情感和意蕴，几乎无法定义。它不是指一颗实实在在的心，而是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礼智的源泉，善恶的起因，哀乐的所在，仁义的宅居，它使人生于天地之间，而贵为万物之灵。因此，在陶渊明看来，如果仅仅论形，人类并无特出之处，只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类罢了，惟独因其有了“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之“心”，才使它得以从混沌的万类中脱颖而出，高贵自尊。也因此，在《神释》中，陶渊明借神的口，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在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中，人、志、心三者成为生命中的三大要素，如神附影，如影随形。人因志立，志由心生。他真切地寄语自己：人、志、心三者虽非与生俱来，可在有生之年，却是希望这三者能够紧紧结合在一起并寄托在同一个地方，不离不弃，相随相依。

至此，我们从内在逻辑上揭示了陶渊明笔下形、影、神所代表的人、志、心原型，并初步阐释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这三者本身的内涵是什么呢？它们既然被陶渊明冠以形影神之名、代表了儒释道思想的核心精髓、在诗中以辩论的形式予以全面批判和辨证取舍，那么，这三者各自据辨而辩的观点以及最终神释的辨证结果，无疑就是承载着陶渊明整个的人生思想和生命哲学。因此，我们必须做进一步的探讨，彻底解开隐藏在人、志、心原型字面下的内在含义。

首先，来细心研究一下这个“志”。为什么？因为“志”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他一头决定了社会形态的“人”，另一头又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体，具有十分复杂和重要的作用。

如果检点一下陶渊明作品中对于“志”的表述，结果同样令人吃惊：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

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                                       《杂诗》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杂诗》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                                       《杂诗》

志彼不舍，安此日富                                               《荣木并序》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饮酒二十首并序》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九》

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                                       《咏三良》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咏荆轲》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                                       《咏贫士七首》

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                                       《有会而作并序》

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                               《闲情赋》

迎清风以怯累，寄弱志于归波                               《闲情赋》

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                               《感士不遇赋并序》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归去来兮辞并序》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五柳先生传》

衔觞赋诗，以乐其志                                               《五柳先生传》

敛辔朅来，独养其志                                               《读史述九章并序·张长公》

雅志、弱志、荡志、猛志、宏志、平生之志，形形式式，其实，都是陶渊明之志。正所谓托物言情，颇示己志，衔觞赋诗，以乐其志。在这些反复的强调和抒写里，陶渊明究竟想传达他怎样的人生志意呢？他究竟是志在何物呢？

为此，必须细心注意一下序文中尚未好好推敲的最后一句话：“好事君子，共取其心。”“好事君子”是谁？几乎所有陶渊明作品的译注，都将其解释为喜欢探讨或关心这个问题（指形影神之辨）的人。但在笔者看来，其真正的含义，应是用典，出自《阳货欲见孔子》篇，指称儒士。附文如下：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志者，士之心也。士者，志以何显？——士倚人立，则为“仕”，人力可为者，功也；士籍口名，则为“吉”,令名流芳者，言也；士从心生，则为“志”，心有所欣者，德也。

立功立言立德，三者皆为立善，而陶渊明志不在名，亦不在仕，独取其心—— 志德也。为何陶渊明志惟在德？同样可以检点一下陶渊明作品中有关“德”的表述：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命子》

伊余怀人，欣德孜孜                                               《答庞参军并序》

孟嘉故是盛德人也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                               《感士不遇赋并序》

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                               《感士不遇赋并序》

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                               《闲情赋》

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咏贫士七首》

令德永闻，百代见纪                                               《读史述九章并序·程杵》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                                               《读史述九章并序·屈贾》

德不百年，污我诗书                                               《读史述九章并序·鲁二儒》

细心研读陶渊明上述作品中种种关于“志”、“德”的论述和抒写，就不难看出：一方面，“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的儒家用世思想，对他影响至深，他热切渴望有猛志得逞的机会，“如彼稷契，孰不愿之？”但另一方面，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德”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志”的境界。小到一个正人君子的立身修行，大到一个国家的安邦立治之道，它都是神圣不可玷污的。因此，身为一位正直士人，一方面，他既时时处处严于律己，“独袛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另一方面，他又决不随波逐流，委曲求全，“德不百年，污我诗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庄子·缮性》篇云：“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 陶渊明的志意观，显然受其熏陶。在他看来，君子之仕隐，原本并无高下优劣之别，只是得志的两种不同方式罢了。“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但问题是，“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薿薿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咏叹，甘贫贱以辞荣。”因此，在人生志意的皈依上，少壮时“猛志逸四海”的陶渊明，最终选择了“息驾归闲居”。究其原因，并非因为他存在消极无为的人生思想，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他把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建立在彻底自我辨证的基础上：他慨念黄唐莫逮，有志不获骋，然而，深心里，他其实并未放弃，“猛志固常在”；时世艰难，他悲吟士不遇赋，但怀正志道之心笃定，宁固穷以济意，潜玉于当年，亦不委曲而累己，贾良价于朝市；生活困苦，他年暮饥乏，有会而作，感愤述贫，但“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傲洁之志，如岁寒松柏，愈见苍翠；直至临终，《自祭文》中，他对自己“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的人生选择，深感欣慰，无怨无悔。在他身上，其实最固执地体现着儒家士子的志道之心：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在穷达进退之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人生志意的追求，大成若缺，大盈若亏，以躬耕归隐这种看似无为的生活选择，坚强不屈地实践着他自认有为的生命哲学。“远哉长公，萧然何事？世路多端，皆为我异。敛辔朅来，独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可以说，《读史述九章并序·张长公》这首诗，就是他志向心声的最好表述。正因如此，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坦然自信：“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借神辨自然之机，他释导儒家正直士人，不依人立，不籍口名，“好事君子，共取其心。”

志既在德，德何以致，心将焉如？

《庄子·人间世》曰：“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自事其心者，“息”也。看看“息”字，一个“自”字，稳稳地高踞在“心”上，人生倘若得以自我把握若此，难道不正是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最高境界么？而这个“矩”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人生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己，人生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战胜自己，人生最高的主宰，其实也莫过于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生命的神！

人生实难，世短意多，所求为何？贵贱贤愚，莫不营营，原意本是为了惜生，“惟此百年，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但可悲的是，乱世纷纷，道多歧途，试问尘世间，能够如陶公者，始终把“心”置于“自我”之下，又把“自我”置于“自然”之下，真正做到息心委分，乐天从命的，古今算有几人？“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贫苦谢世，却达观至此。人生能够自言死而无撼的，古今又有几人？汪洋恣肆者如庄周，愤世嫉俗若此，哪里就真的能够“逍遥游”了呢？得以渗透佛理，以禅入诗的，检视千古文学长廊，或许也只有王佑丞一个。但其实，他又何曾真的完全忘却世情了呢？“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终其晚年，不也一直保持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而更多的，或许便是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三闾大夫、“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青莲居士、“常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少陵工部、“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昌黎先生、“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东坡仙老、“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鹏举将军、“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剑南放翁、“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带湖稼轩了。这些伟大的灵魂，没有一个不是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名垂青史的，但其中有哪位能够真正称心如意、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和理想追求的呢？退一万步来讲，如果真的实现了，结果会是有什么意义呢？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这些在彼时彼世，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如果跳出历史或国界的拘囿，把这种理想、追求和奋斗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予以观照的话，结果又将会是怎样呢？或许，也正因如此，爱陶至深的苏轼，会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感叹罢？！在这里，笔者并非意在偏袒陶公，而是试图从一种历史唯物的角度，来解读陶渊明自己对人生和生命哲学的辨证思想。在陶渊明看来，“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他一直把代表人性真我的“心”，提到了人生的最高位置上。人生苦短，“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胡为惶惶欲何之？”在这存世的瞬息之间，倘若还不能够好好地把握“自我”，参透生命的本质，那么，还有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呢？人人但知纠缠于“存生”、 “卫生”与“立善”之间，结果连何为善、何为立善都无从辨析，自己把“自我”都给迷失了，你又如何能够真正善待别人、善待生活、善待人生，别人又“谁当为汝誉”呢？这种利令智昏的人生作为，难道不是“斯甚惑焉”吗？这种舍本逐末的人生追求，哪里还谈得上是对生命的珍惜呢？

心既已息，归驾闲居，人何以安？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相彼贤达，犹勤陇亩                                               《劝农》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劝农》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                                       《拟古九首》

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                               《闲情赋》

徒勤思而自悲，终阻山而滞河                               《闲情赋》

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                               《感士不遇赋并序》

独袛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                               《感士不遇赋并序》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                                               《自祭文》

与反对戮力劳心地去求仕以酬志相反，陶渊明对实实在在的衣食人生，却是一直勤力不辍。躬耕自资的生活道路，在陶渊明的刻苦劳作中铺拓而成。他不仅不以劳动为苦为耻，反而以此为乐为豪。他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务实思想、“勤靡余劳，心有常闲”的淳朴性情，傲然自足。笔者觉得，陶渊明这种民生态度，其实正是他面对当时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志意立德思想的辨证外露：士既不遇，何以谋生？圣人也不例外。“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既然无法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却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大伪斯兴，纷纷士女，趋时竞逐。究其实质，岂非志行德为的背道而驰？

 

儒、释、道思想的神髓，在陶渊明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得到了兼容，又分别得到了升华和超越。他继承儒家思想勤劳实干的优秀传统，但反对它的劳心驱役。人生积极应世，固然是好的，但倘若“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他遵循儒家思想仁义守礼、敏而好学的教诲，但却对它的学以致仕之道，毫不盲从：“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乱世纷纷，道多歧途，士固求为，陶宁取息，但怀仁立善之心，焉见得就有差异：“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因此，他尤其寄言 “好事君子，共取其心。”他心与道溟，纵浪大化，息心浮名，洁身自好：“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翘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但又对老庄的虚无和唯心哲学进行了扬弃。他并不因仕途多歧，政治黑暗，便要转如高人一般，愤而出世，隐居山林，遗迹山野，而是“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他也并不因为弃官归田，便要刻意遗忘世情，心灰意冷，不闻不问。而是贫寒饥困的时候，便率性疾呼；国运飘摇的时候，就忧凄悲歌；邻曲赴任离别的时候，更殷殷语赠，义重情谊深。他一生热爱生活，勤劳乐观：“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珍惜亲情，享受生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性近自然，体物情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欢然有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感念佛家人世一苦海、普爱渡众生的教义，谆谆诲嘱自己的儿辈“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但对佛教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却予以彻底的否定：“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他把立善求仁的道德情操，完全建立在高度自觉的自我追求上：“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虽然“身慕肥遁”，自称“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却并不因为看到人生无常、世事无定的自然更替现象，便要求仙问药以延天年，或是寄望西天极乐世界，形尽神不灭，而是坦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对荣衰生死，表现出旷世的达观：“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旷世情怀。

至此，我们对《形影神三首并序》的内涵又作了更深一步的探讨：陶渊明借形影神三者之间的辩论，分别对它们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式的辨证取舍。潜藏在陶渊明人、志、心三大生命要素背后的人生哲学取向，就是勤劳务实的生活态度，洁操高德的志意追求，息心浮名、乐天从命的人生思想，即所谓人勤、志德、心闲也。笔者将其图解如下，稍作绪结：

 

人

心

志

赠

答

释

释

勤

息

德

 

第三， 神辨最终结果的意义是什么？怎样全面把握陶渊明的人生思想和生命哲学？

《形影神三首并序》以哲理诗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窥探陶渊明人生思想和生命哲学的契机。但通过上述的种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在诗中的立论和观点，其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他其它的作品，同声共气，息息相通。因此，在笔者看来，单纯从字面和内涵上来探讨、理解这首诗的用意所在，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陶渊明将纷纭众生惨淡经营的俗世人生，归结为人、志、心三大要素予以关照、并且确立了自己勤劳志德、息心浮名的人生取向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反过来，将这三者放回陶渊明的实际人生中，印证它们是如何在陶渊明的生命轨迹上，演绎出种种丰富的形态和行为。也就是说，从形而上的哲学辨证中解开陶渊明的形影神之谜后，我们有必要通过形而下的具体分析，来更好理解诗中神辨最终结果的意义所在，从而全面把握陶渊明的人生思想和生命哲学，深切体味他丰厚的意识形态之美，真正感悟他恤爱生命、眷惜人生之情。

笔者以为，对神辨的最终结果，必须从两方面来把握：一是“自然”，一是“释”字。

表面看来，“自然”是神辩的依据，但事实上，它本身就是神辨的结果——神否定了形影惜生的人生哲学之后，所得出来的一种辨证结果——营营劳心，不足为取；人生适己，心定神闲。居常待尽，何必升山；委运自然，乐天从命。

籍辨得释。建立在这个辨证结果基础上，由此得出最终全面取舍的结果——是形影神所达成的一种共识——神辨自然，得以释己，由此及它，兼释形影。三位一体，结托同喜，安贫乐道，心无累曲。

明确上述两点之后，我们便可以自由出入陶渊明的作品，游刃有余地剖析他人生和意识形态的种种真意和归心所在了。

①志意观：从政？从文？——从德！

在上述关于形影神的论述中，笔者已经初步给出了陶渊明“志在立德”的论断。那么，终其一生，又是否如此呢？

从陶渊明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出处矛盾、思想苦闷，是十分明显的。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人生道路的抉择问题，如某些陶学论著所言，将陶渊明的“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看成是陶渊明“迷惘徘徊，苦寻人生之路”②的一种彷徨表现，最后“取鉴屈原、司马迁，确立从文志愿”，③并随着陶渊明的彻底罢官归隐，实现“力耕与笔耕的结合，开创田园诗”④境。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陶渊明作品进行分析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出，这种论断其实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对此，笔者举出以下若干理由：

1、在《形影神三首并序》诗中，陶渊明借“影”之口，陈述“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的志意心声，在神释中，“神”的回答是“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这里，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神”本身对“影”的立善志意是持肯定意见的，因此会有“立善常所欣”这样的衔接话语，其真正的矛盾焦点所在，是“谁当为汝誉？”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陶渊明的心中，一直洞明如水。从第一次出仕的“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到第二次的“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到最后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终于尘埃落定，完全定格。陶渊明的这个感悟，是什么呢？是《论语·微子》里的“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把自己常所欣的立善志德之心，维系在岌岌可危、争权夺势、互相残杀的“今之从政者”身上，岂不是完全迷失了自己吗？立善求仁，究竟要靠谁来进行毁誉判断？是世俗雷同的标准吗？还是怀琼握兰以自芳？陶公的答案，其实不言自喻。“淳源汩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他向自己、其实也是向人类社会发出返璞归真的召唤“归去来兮”。这份呼唤，并不在于人生道路是应该归田还是仕进，而是在于“道丧向千载”的悲哀和无奈！

2、由于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多次提及屈原和司马迁，又因为这两位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典型的胸怀大志和献身“圣人”理想的伟大人物，因此，颇有论者，将陶渊明的人格、志向、思想渊源，和这两位前修联系起来。事实是否如此呢？细看陶渊明作品中所有吟赞的人物，哪一位不是暗寓了他自身的志意追求？他们其实个个都是陶渊明高洁德操的心声代言人，更何况象屈原和司马迁这两位生死犹重于泰山的正直士人？然而，屈原、司马迁、陶渊明这三者之间的身世经历，没有任何可比拟之处，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屈原和司马迁根本没有对陶渊明产生任何渊源关系。从屈原本身来讲，他出身贵族，与楚王同姓，这种皇室血统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使他为君臣之道、美政理想而上下求索，九死不悔。其志在为政，昭然若揭。若论为文，那些磅礴巍巍的楚辞骚赋，都纯然只是其胸中块垒的倾泄罢了。同样道理，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司马氏世典周史”的家族荣誉感和使命感，使他著史的强烈愿望和以文传世的思想，非常鲜明地流露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等文的字里行间。其志在史述，不言自明。但若论为政，则实在看不出他有多少热情和抱负，《报任安书》开篇劈首就是一句“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虽是自谦，其实何尝不是他心声的流露？尤其是在身披腐刑之后，更是引为奇耻大辱，淹留朝廷，纯属私心有所幽愤，欲垂《史记》以自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物伤其类，人感斯俦。面对这两个伟大而苦难的灵魂，便是常人，都悲难自禁，更何况是怀志济苍生、纡郁不得舒的陶渊明？但是，欣赏并不等同于皈依，感慨也并不意味着追随。陶渊明对三闾大夫的欣赏，止于“‘已矣’之哀”；对司马子长的感慨，惟在“不遇”之悲。对陶渊明来说，仕宦从政之道，只是他实现自身立善从德的途径之一罢了。一旦世路多舛，政局黑暗，他便立刻清醒而警惕地意识到：“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在陶渊明的心目中，为实现志意所在，出处显默其实都是没有本质差别的：“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唯一不同的，就是鄙陋世俗强加的种种谬会委曲：“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至于其之所以效法董仲舒、司马迁、张衡、蔡邕等人，染翰慷慨，感而为赋，“屡申而不能已者”，其实根本并非志在从文，而是“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大凡古今圣贤，志意有所不得舒者，乃郁结而成意气。何以抒怀？何以解忧？诗言情，歌咏志，以文寄意的诗经传统，同样在陶渊明处得到了继承。是故，检点屈原、司马迁、陶渊明这三者的人格志向和人生道路选择，可以说，他们完全是各有其志：屈原是舍生求仁的以身殉道者；司马迁是忍辱负重的千秋史记者，而陶渊明则是全身远祸的孤芳自赏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壘，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正是陶渊明这种人生思想的最典型表述。三人之间惟可比拟的共同点，就是“有志不获骋”，但都坚贞不屈，志彼不舍，德高操洁，流芳百年。

3、西方有一句古谚：“By a man’s heroes ye shall know him.”（知道一个人崇拜何人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他。）此言该不假罢？物以类聚，人以群居。陶渊明也不例外。仅仅为了乐与“素心人”为伴，便不以敝庐为嫌，兴高采烈地移居南村。任何一个人，拿来吟咏传赞的对象，应该都是自己心目中十分欣慕仪爱之人罢？看看陶渊明作品中的众多人物，除了司马迁之外，有哪一个是倚靠诗文创作而显名于世的呢？又有哪一个是因为文笔之才卓类拔群而被陶渊明盛赞和自许的呢？严格说来，司马迁所业是史撰，《史记》和普通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有区别。如果将司马迁和文人骚客相提并论，恐怕连司马迁本人都不能认同。即便如此，陶渊明对《史记》的欣赏，也不在于其作者和作品本身。没有任何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陶渊明对司马迁能够写出如此伟大的历史巨著而惊叹或钦羡不已。他对司马迁的热爱，乃在同悲士之不遇，“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陶渊明的《读史述九章并序》，感而述之的，全是士之令德高操或失时落难。同样，《咏二疏》《咏三良》《咏贫士七首》《扇上画赞尚长禽庆赞》也都毫不例外。他甚至于对自己家族中人的怀念表述，上至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下至从弟敬远、仲德和程氏妹，也都凸赞一个“德”字。至于他的咏志诗篇、历来有金刚怒目之誉的荆轲和刑天，就更与“志在从文”的论断毫不沾边了。因此，在笔者看来，不管是以强抗暴，还是寝迹穷年，陶渊明念念不忘的，就是“志德”二字，而绝非从文之道。就陶渊明本人的事迹来讲，其实已最具说服力。朝廷对他两度征召，拜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他自己非但不受，而且对孔子汲汲洙泗、弥缝礼乐，后世之人又企图通过述孔业、治史册以回复世淳的做法，在诗作中以诙谐的笔调予以善意调侃：“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很显然，在陶渊明看来，他虽然明白和尊重这种悬壶济世的良苦用心，但实则认为这都只不过是徒劳无功之举罢了：“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因此，他接下更是直言不讳，快人快语：“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可谓直截了当地明示心迹。倘若说，陶渊明志在从文，或效法司马迁志在史述的话，那么，他又怎么可能是这种态度呢？恐怕也早已成了殷勤的老翁了。“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二十首并序·二》可以说，更是最彻底地体现陶渊明对立言与立德之间的不二选择。

4、最后，想说明的一点就是，陶渊明生活在文学开始“自觉”的魏晋时代，在他之前和同时代的诗人之中，文学的创作艺术和理论批评，都已经开始正式出现。前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上起晋、宋之交的元嘉诗歌，在整个审美风格和创作艺术上，较之先前的太康诗风和玄言诗风，更是有了根本性不同。以元嘉三大家为例，他们对艺术个性的追求，就已十分明确，且差距很大，如鲍照所言：“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南史·颜延之传》）谢灵运（385－433）和陶渊明是同时代人物，颜延之则是陶渊明的至交好友，“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可见，对诗文创作这方面的探讨，陶渊明绝对不可能毫无接触。可是，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未见任何有关诗歌创作或艺术理论方面的文字。如果说，陶渊明立志以文传世的话，那么，笔者觉得，这多少有点疑异。为什么？因为陶渊明本人的创作，诗文传赋，可谓众体皆备。对于一位志在从文的作家来讲，其丰富的创作实践背后，必定隐藏着他同样丰厚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心得。历代大家，诗情自许者，比比皆是，盖因文章自古都是自己的好。如前所述，元嘉三大家就已经可见端倪了。由此，我们或许不难理解，陶渊明对文章的追求，其实意不在文辞本身，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他所欣赏的“奇文”、与友共析的“疑义”，抗言所论的肺腑之语，乃是“在昔”——大概该是他心目中一直慨叹生而莫逮的黄唐三季罢？！从陶渊明作品的语言风格来看，其质朴无华、自然平淡、不事雕饰的特点，迥然异乎前人同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始终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在笔者看来，这其实也未尝不是陶渊明取辞达意、“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庄子》）的一种表现，而不是显示为原意对文学艺术的一种自觉追求。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经过漫长的演变，最终从其他形式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门艺术，并且，随着戏曲小说等样式的流行，在社会分工中逐渐职业化，使文学的本身，具有了高度的自觉性，同时也具备了它独立存在的条件。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作品虽然是由作家创作而成，但其思想、内涵、意蕴，却是可以不完全依赖作者、甚至于可以脱离作者而进行独立审视和阐释的，如果借用王国维诗歌美学的概念，就是“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分别。具体到陶渊明身上，笔者以为，如前所述，虽然魏晋时代文学开始“自觉”，但陶渊明几乎完全不受此影响。文学作为一种言情咏志的语言抒写工具，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得到了始终如一的贯彻和体现。这一点，笔者将在第三层面美学形态中予以更详尽的阐述。这里笔者只是意欲强调，作为治学立论的方法，必须纲举，然后才能目张。第一个独具慧眼、将陶渊明从历史尘封的沙土之中挖掘出来、为其作品编集作序立传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其实最堪借鉴和重视：“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校，粗为区目。” 后世研陶者多对此论不以为然，以为萧统只是重在陶渊明的德操，而忽略了他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所在。笔者以为，如果是要单纯欣赏陶渊明的诗歌艺术，那么的确可以对此不加理会。但如果是要作陶学研究，却忽略或否定此说，其结果往往必将导致研究方法上的本末倒置和研究结论上的南辕北辙。这个道理，《孟子·万章上》有一句话，最为明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对先秦的人来讲，文辞是为志意服务的，不管是作诗者还是说诗者，都应如此，方能不谬己意和误解他人之意。因此，过多注重陶渊明的文学艺术，其实是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是完全以今人的眼光和现实标准来衡量陶渊明，是在文学、道德概念的内涵已经演化的基础上而得出来的一种想当然的看法，而不是真正立足于陶渊明本人所处时代及其作品思想内涵的基础上而推断出来的客观评价。随意举几个例子：陶渊明的作品，非惟“篇篇有酒”，而且是篇篇“有我”在，“酒中有深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却将陶渊明最负盛名的《饮酒二十首并序·五》视为“无我之境”，实在令人深感诧异。安见得“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中的一双泪眼，就是“有我”，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一颗幽闲自得之心，便是“无我”？何其“陋乎知人心也”?!同样道理，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前面关于形影神之谜的论述中对心、志、德三字的检点，就完全不难发现，其实《闲情赋并序》和《感士不遇赋并序》一样，纯粹是陶渊明的述志作品，只是出以纤繷隐约之丽辞罢了。全文中那位洁美芬芳、超凡脱俗、令陶渊明日思夜想、患得患失、可望而终不可得的倾城女子，其实就是陶渊明苦苦追求、自悲自叹、自怜自爱、反复吟咏的“志”呀！有些论著却将其视为爱情篇什系于早年，认为“此中反映了陶渊明对爱情的渴望，对美好纯真的男女爱情生活的炽烈追求。”⑤庶不大谬作者之意乎？萧统批评陶渊明的白璧微瑕，惟在此赋，“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其实这与其太子身份不无关系。西汉大赋，劝百而讽一，惟此一讽，算是臣子尽规劝进谏之忠，而帝王见纳言从善之德罢了。在萧统看来，陶渊明多少有点为人臣子的失职，但这样的封建思想，当然是不足为道甚至于可笑的。

之所以在上述几点中，费尽周章地论证陶渊明的“志德”观，就是因为，笔者认为，这几乎是关系到正确解读陶渊明一生及其作品的枢纽所在，也是下续为文的理论基石。陶渊明的作品，几乎全是咏怀述志之作。文辞平淡，而语意深沉。他的整个思想意识形态，深受儒道二学的濡染。而这两大学派对“道德”修养的强调，都是置于最首要位置的。陶渊明的作品中，便多次提及孔子的“进德修业，以及时也”，儒家立善的“太上”境界，就是立德；道家更不用说了，它最初称为“道德家”，老子五千言又名《道德经》，庄子《德充符》中的道德论，认为精神上的“德”远远高于物质上的“形”，因此，做一个“全德”之人，便是最高的追求目标。或许，单纯从意义上来讲，儒道两家关于“德”的内涵阐释，可能会有某些细微差别，但从本质上来讲，应该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五柳先生在世时念兹在兹、倾心倾力追求的“德”，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今天，几乎已经很难被人们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志向观而加以留意考察，反而是“德”借以隐寓其间的诗文作品，因为文学艺术形态的日趋发展和独立而被离析出来，渐受关注，真正成就了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但是，作为陶学的研究，惟有还其本来面目，才有可能真正全面地解读和把握陶渊明。

②人生观：有为？无为？——为仁！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文思想的大碰撞。诸子繁荣，百家争鸣。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各国诸侯国富兵强，掠夺和征战遂起，文明进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野蛮和疯狂！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发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纷作，谋士说客纷纷出言献策，游说著述，聚徒讲学，企在贡献自己的思想，解决社会种种不良问题。人文思想的大解放通常总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大动荡。这一情形在中国魏晋时代又一次集中爆发和体现，只不过更加血腥、残暴和黑暗。从自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东晋102年间境内并没有大的灾害和战乱”⑥永嘉南渡后，“东晋时总人口数量有限，绝大多数地方地广人稀，开发的余地很大，根本不存在人地矛盾。而且由于开垦时间不长，地力有余，生态环境良好。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劳动力，而且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农业生产有很大促进。”⑦因此，可以说，魏晋时代整个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和血腥暴乱，几乎完全是政治上的人为因素所造成。人祸当头，使许多仁人志士欲有所作为而自身难保，欲有所明言而噤若寒蝉，如履薄冰，进退失据。这种依违避就的苦痛，使魏晋士人或沉湎药酒，清谈玄理，或愤世嫉俗，狂傲不羁。但事实上，在他们的心中，何尝丧失了一位正直士人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这一点，笔者觉得，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论述，最折服人心：“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其实，如果拿这段话来对比儒道两家理论，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这种乖谬互违的现象。儒家重孝崇礼，《孟子·滕文公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道家遂加嘲讽，《庄子·外物》：“儒以《诗》《礼》发冢。”儒家推崇圣人，《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道家反唇相讥，《庄子·胠箧》：“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儒家向来重学倡教，强调过而能改，从善如流，《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道家嗤之以鼻，《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天地》：“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尤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 《人间世》：“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如此种种，针锋相对，不胜枚举，乍看之下，忍俊不禁。但如果细加思量体味，或许可以感悟，儒道之争，实际上远远并非如同表面的这些言论，显而易见的势不两立。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虽以儒学为尊，但道家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补充，一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对中国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均有深刻影响，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期的玄学，以道释儒，促成儒道融合。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学者用老庄之学释佛典，又有释、道合流之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两大学说的背后，其实都共同隐寓着深厚的人文忧患意识，只不过真的是表面态度有所不同罢了。儒家向来以着一种正统的面目出现，积极应对，踌躇满志，意在入世有为；而道家则持以冷眼旁观态度，尤其对打着济世旗号、圣人名目实则居心不良的各路人物，心怀不满，对其暴行遗患，更是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愤而出世，转而大倡无为之治。《庄子·骈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这种深沉的感慨和忧患，何其感人！也因此，儒道两家都把个人的德修提到了最首要的地位，赋予至高无上的境界。这其实就是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道德和仁心修养好了，上至帝王，下至贫民，那么，又何尝忧患顺治之不至呢？儒道两家的核心精髓所在，其实非但并不见得有所对立，反而体现出一种殊途同归的辨证来。

铺叙上述有关儒道思想方面的东西，或许令读者有离题之嫌，但实在是因为，笔者觉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他所流露出来的怀仁用世的人生观，正是深深融合了儒道思想的这种精髓所在。人生的许多苦痛，其实并不来源于生活的本身，而是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及其周遭的环境所强加。因此，如何看待和处理内心和外部的矛盾冲突，便形成了每个人人生哲学的方方面面。许多陶学论著，都把陶渊明作品中对黄唐三季的无限向往，看成是古代文人在现实社会中志意失途、便只好转而从怀古中寻求寄托的自我逃避思想罢了；认为《桃花源记并诗》一文，继承了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反映了陶渊明对黑暗现实的彻底失望；有些陶论，更因此而将陶渊明的君臣观划分为忠君－有君－无君三个阶段。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如果我们细心研究一下陶渊明与政治或君主有关的作品，或许可以明白，这些论断，其实应该和陶令公的初衷相去甚远。不管是政治观，还是君臣观，陶渊明都体现出一种深邃的道家哲学思辨。

1、政治观：功成身退的崇高理想

——《老子·二章》：“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功成身退的思想，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且被陶渊明不断加以咏赞。《命子》中“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的曾祖长沙公陶侃、《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 “后以疾终于家”的外祖父孟嘉、《咏二疏》中“高啸还旧居，长揖储君傅”的二疏以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时陶渊明在诗中对自己的慰勉：“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从上述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君子不邀功以居宠的思想、道家“圣人无名”的高尚境界，同样牢牢占据了陶渊明的心。从这种政治观出发，向下维系着陶渊明的世态观，向上衍生出陶渊明的君臣观，在这三者的基础上，陶渊明奠定了自己的处世观。

2、世态观：黄唐三季的淳良风范

——《庄子·缮性》：“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

读者或许多易注意到，大凡陶渊明述及黄唐三季的作品，其下文便爱用纷纭驱逐等字眼，来形容后续的世风民情、道德风尚。《命子》中的“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劝农》中的“熙熙令德，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感士不遇赋并序》中的“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等等。陶渊明在这一再委婉的批评里，究竟有什么真正用意呢？其实，人但知陶渊明对黄唐三季的向往，是因为对尧舜禹等明君的心慕，却不知这里面同样隐寓了陶渊明对智巧既萌、争权夺利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环境的深深不满，对怀朴抱真的璞初人性和善良仁厚的淳正民风的无限向往怀念。同样，这本身也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问题，恰恰相反，正是陶渊明对现实的一个最直接批判。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的这一句话，许多释著都将其翻译为：“道，可以说得出来的，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可以叫得出来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名。”笔者觉得，且不说先秦的古义里，很少用“道”来作为“述说”的词义用，单就老子的学说来讲，本身也并不存在故弄玄虚、莫名其妙的成分。老子的哲学思辨，虽然非常深邃，发而为言，同样文约旨远；但其心思，却未尝不是超乎常人的简单纯正。庄老哲理，究其难解的原因，只在于后世的人们思想太复杂，已经无法回复到他们的思维轨道上去了。《庄子·人间世》：“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逍遥游》：“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两则，该是老子开篇这句话的最好注解罢？“道，可以再分得出支道来的，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可以籍之以成名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名。”这是笔者的理解。在出世入世方面，道家的思想，是绝对不存在任何贵贱显默的区别的，是强调任何治道者都必须是出于最纯正的本性性情来用心的，而不是靠斗智逞强来巧取豪夺；在有为无为方面，道家的境界，是远远超脱世俗的任何名利功伐思想的，是强调任何用世者都必须以着最无私的无欲之心来入世的。他们所谓的这种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几近天地之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庄子·大宗师》）“天地长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七章》）老子用以释“道”的“水”，同样就是滋养万物，却最是柔弱处下，渊潜沉静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可是，社会一发展，经济一发达，人群一分化，这种思想理论要在人不为我、天诛地灭的现实社会里推行，便无异难于登天。卫鞅在《商君书·开塞》里就断然而言：“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因此而主张严刑变法。可是，对于老实厚朴的老子来讲，很难心生此等“毒计”，无计可施只好转而下策，提出一种憨朴单纯的政治理想：老死不相往来，不尚贤，不逞志，不崇智，不贵物，不求知，不多虑，贵一摈杂，近于未开化的初民状态，世道方有望太平无事。这种小国寡民的思想，固执地不以文明害天然，宁取无为息人患，因之千百年来，一直被斥为愚昧落后、封闭保守、消极倒退。不过，在笔者看来，以老子智滤心纯之思，来介入纷繁复杂的治国之道，其施政举措无疑必定要失之良方，陷入历史局限性的泥坑而无法自拔；但如果后世之人同样能够超越思维上的局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其实，“小国寡民”，贯注其中的，依然只不过是老庄哲学那深厚淳朴、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罢了。表面愚不可及，实则却如和氏璞玉，隐寓着圣洁熠熠的人文光辉。

陶渊明的整个人生观、世态观，毫无疑义地，是深受道家这些思想的濡染的。但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他同样并非天真到要象老子一样，主张社会回复至原始混沌无知的状态。他只是希望，世道能够如桃花林岸，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世人能够履信思顺，抱朴守静，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君子用世，能够进德修业，立善怀仁；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诚推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君主临政，能够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然而，不幸的是，事事与愿违。魏晋时代流行的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在实施初期的确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但随着后续的发展，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整个社会现实，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选才任贤，是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士人用世，是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世风险恶、人心倾轧、上下乖迕、佞言离乱，一方面肯定是处上统治者的昏庸腐败所造成，但另一方面，它反过来肯定又使社会本身更加黑暗和愚昧，使怀琼握兰的正人君子、怀正志道的忠直士人，徒然见猜蒙害。“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而受谤。”没有一个团结友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淳良风气，再多再好的忠良贤士，都是枉然。“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鹏献辞。”“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哀矣韩生，竟死‘说难’！”社会一切维新发展的希望或举措，无论轻重缓急，都必定阻力重重，履步唯艰。鲁迅先生就曾经感叹：“中国大概太黑了。加什么东西进去，结果都只能是黑的”。这的确是一种生不逢世、无可作为的悲哀。然而更可悲的是，“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 “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玄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纡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在陶渊明这些琳琅洒袂的历历倾诉里，难道见出的，不正是陶渊明对人性返璞归真、人心以诚相待的一种泣泪渴望吗？在《读史述九章并序》中，因嫉恨馋害而终死于非命的屈贾、韩非，持莫逆之交乃至生死见随的管鲍、程杵，不正也同样表达了陶渊明对九流参差、牙相推陨的无限悲哀，对百代见纪、令名俱完的惺惺相许之情吗？因此，陶渊明作品中所反复抒发的对黄唐三季的向往、对世路多端的感慨、对尘想世情的厌弃、对形逐物迁的负累、对诗书园林的热爱、对自然耦耕的信赖、对托契孤游的心随，而这一切所见出的、难道都仅仅只是陶渊明怀古追思的一种现实逃避吗？

3、君臣观：处下不争的王道思想

——《庄子·应帝王》：“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

“三五道邈，淳风日尽”的遗患，不仅表现在社会风范，毫无疑义地，在统治者领域，更是得到了一览无遗的印证。它一方面滋生了王权至高无上的统治思想，另一方面助长了王权帝位背后令人发指的残酷争夺和厮杀。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而终于多至二十四史，的确就是因为一直在重复着这同一种倾覆的调子。面对社会现实，反映到陶渊明的作品里，读者可以研析出陶渊明君臣观的两种态度：

其一、对强权暴政、丧尽天良的非仁之举，表现出极度的寒心。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薿薿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咏叹，甘贫贱以辞荣。”这里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君臣不遇的问题，而是连同着整个政局的血雨腥风。不仅社会风气腐败，魏晋王朝的权位更替，其宏罗密网，滥杀士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同样是骇人听闻的。陶渊明诗意十分隐晦的《述酒》，经过历代阐述，基本已成定论，述的是宋武帝刘裕鸩杀零陵王不遂，后以被淹杀之的事件。鲁迅先生便曾举此诗为例，说明陶渊明对于时事政治，也还未曾完全忘却。其实，何止此诗？又何止未曾完全忘却？在笔者看来，陶渊明表面如同一位出世者，但实际上一直怀着一颗仁人志士之心，深沉而痛切地俯瞰着飘摇的国运。每逢易代，便发为变徵之音，凄厉而悲愤。这些留待第三部分，笔者会作更详尽的阐述。这里仅举两例以资说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二作，表面是述贫，也确实有许多陶学论著释解为是陶渊明怨言年灾，饥寒交迫而牢骚满腹。但如果细心留意一下陶渊明写作这两首诗时的政治背景，就完全可以发现：述贫如述酒，此中有深意。元兴二年癸卯岁12月，桓玄即皇帝位，国号楚，改元永始。封晋安帝为平固王，迁于浔阳。关于此事，宋武帝永初元年晋恭帝逊位为零陵王时，便在谓左右的话中提及：“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裕所延，将二十载。”（《宋书·武帝纪》）义熙十三年12月，北伐成功的刘裕因称帝心切，不顾三秦父老诣军门流涕相求，断然班师还建康，留子义真与诸将守长安，时义真仅12岁。义熙十四年，留守关中的晋将，自相屠杀。夏王勃勃借晋军混乱，11月，陷咸阳，攻长安，杀晋将，得关中称帝。刘裕驻军及援军覆没，刘义真逃归。12月，刘裕使人缢死晋安帝，立其弟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这一年，陶渊明正是54岁。“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这是怎样的一份良苦用心？“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此情此心，又有谁知谁解？时艰国难，祸起萧墙，“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狼烟后续，争斗不息，“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谁之过错？非为天灾，全因人祸。“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此身此生，究竟该何往何从？“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怨诗楚调，末世之哀，此情此语，令人动容。

其二、对贤君明主的亲溺宠忒，同样表现出一种淡泊虚远、平静理性的情怀。

“率国之滨，莫非王土；率国之民，莫非王民。”这就是中国苦难史的思想开端。历代封建帝王，不是把国家和人民视为肩负的责任，而是看成私家财产而加以肆意凌迟。如逢乱治，则或居高临下，发号施令，扰民生息，民不堪命；或群雄逐鹿，狼烟四起，铁蹄蹂躏，天怒人逆；或自矜功伐，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民情沸怨。倘逢顺世，则又如何呢？“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一朝长逝後，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在陶渊明的君臣观里，如前所述，他对残忍暴君固然深感寒心，可是，对君臣遇合、私宠交欢的忠君思想，同样一直持敬而远之的否定态度，并在作品中以非常微妙的、不易觉察的方式进行表露。《命子》中对长沙公的崇赞：“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对孟府君的矜许：“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咏二疏》中对二疏的美誉：“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馀荣何足顾。” 《读史述九章并序》中对三良的感喟：“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一直到他自己临终前的《自祭文》：“宠非己荣，涅岂吾缁？”道家圣人无功的思想，反映到君臣观上来，就是无论对君主，还是对臣属，都是持平的。一方面，君臣之间只不过是一种各司其职、共同用世的平等关系罢了。因此，身为君主，必须有“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的“百谷王者”风范；身为臣子，必须有宠辱不惊，淡焉虚止的高洁情怀。君臣之间过多的宠爱私溺，都是矫情失当。另一方面，君臣都应该有无功无名、弗居弗争的禅让思想。唯贤能是举，唯得志是欢，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任何昏庸失职、越俎代庖的行为，都是矫厉为害。可是，这种无论对君主、还是对臣民来讲，处贤得当、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除了在黄唐三季的原始社会能够得以体现之外，历史的车轮，驶入奴隶社会之后，就开始衰落，于是百家争鸣，圣贤幽愤；一旦到了封建社会，更是荡然无存。然而，勿庸讳言的是，老庄哲学关于帝王应世的这种政治理想，从某种现实意义上来讲，恰恰是切中中国整个漫长封建社会国家动荡不安、王权血腥争战的症结所在的。陶渊明的政治观、君臣观，无疑明显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意识里，其实根本就无所谓忠君、有君或无君，《桃花源记并诗》中，“秋熟靡王税”并不足以作为陶渊明无君思想的明证，综观全诗，更多地是体现他追怀黄唐三季君民同耕共作、老有所养、幼有所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一种农本思想。并且，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陶公的桃源世界，相比老子的小国寡民，外在描述上的种种形似之处，正是取其本质上返璞归真的淳良风范而已，但在内涵意义上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从陶渊明这些反复的强调里，可以见出，桃源思想是建立在远离强权暴政、没有战争、没有压迫、和平美好的基石上的，它本身已经远远超越了道家哲学的君臣观，具有着更深刻的人文政治历史意义。

4、处世观：乐天从命的旷达情怀

——《庄子·秋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

道家贵一摒杂的思想，贯串着陶渊明整个的人生观，使他不管是对生活道路的选择，还是对志意理想的追求，都体现出从一而终的执着精神。面对黑暗社会现实，如何应世，如何作为，陶渊明同样表现出固穷守辙的处世观：“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通过上述种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弃官归隐，的确是与仕途失意有关，但我们同样应该明白，他这种乐天从命的道家思想，并非是因为碰了现实的壁才产生的，而是他本着这种自然任真的人生观入仕，却屡屡“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认清了现实根本容不下他这种思想作为，更不可能与这种思想情操协调发展的情况下，而终于毫不犹疑地作出躬耕自资的选择。应该说，终其一生，和社会的根本冲突，不是在于入世出世、有为无为、有君无君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运行规则和政治环境，和他虚怀若谷、心与道溟的仁德节操思想，格格不入，使他难以违心从命，曲意求志。然而，陶渊明以着自己仁爱宽厚之心，承受住了时代和命运所委加的种种不幸和无奈，始终表现出一种乐天从命、委运任真的处世观：“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陶渊明的这种处世观，不管是走在“遥遥从羁役”的征途上，还是“舟摇摇以轻飏”的归途中，直至他生命的临终，都一直非常鲜明地流露在他人生每一个不同阶段的作品中。读者完全不难体会揣摩，问题只在于，我们该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

“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 诚如陶渊明所说，这实在就是人类千百年来未曾变更的文明心态，贵贱贤愚，莫不若此。也因此，“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的陶渊明，千百年来，一直背负着隐士的高名或罪名，千秋功过，莫衷一是，令人感慨。对于超然旷达的陶公来讲，他固然可以高吟“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而令所有后世之人，如临渊照影，自惭形秽；但时至今日，在人类文明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如果依然不能全面而辨证地解读和评价陶渊明这份通脱达辨的旷世情怀、不能真正取旨陶公神辨最终结果的真正意义所在的话，那么，这就不仅仅是谬会陶公的可耻，更是人文沦落的悲哀了。

第一、人类总是强调入世有为，但究竟怎样才算是真的有为？

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己酉岁》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迁，鸟尽废良弓。－行止千万端，谁知是与非。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二十首并序》

尘爵耻虚壘，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九日闲居》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抱兹苦心，良独内愧。－《与子俨等书》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刍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介然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愿留就君住，从令至岁寒。－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拟古九章》

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後生何闻哉！－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可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并序》

斤斤计较斤斤计较绝决悲夫！寓形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并序》

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颂《邵南》之馀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闲情赋并序》

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己繁。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

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述酒》

晨鸟暮来还，悬车敛馀辉。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於王抚军座送客》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历代之下，陶渊明一直被认定寄怀杯中物，高蹈世间情。然而，有谁能够真正聆听到他这些发自生命和灵魂深处的连绵不断的无声呐喊？！有谁能够真正知道他内心这份志意失途、怀仁不遇之悲？理解他寝迹穷年、独养其志的坚贞砥砺？有谁能够真正体会他“日月逝矣，时不我与”的彷徨凄楚？明白他面对腥风血雨而进退失据的苦痛挣扎？有谁能够真正窥透他出世背后深沉隐晦的忧国忧思？感悟他追望前修，寄闻后生的良苦用心？又有谁体谅他为了这份深藏不露的韬光养晦而付出了多少艰辛代价却依然无怨无悔，情牵人世、爱暖人生？他蔑视种种残忍凶暴的争王夺位，抵御种种世俗名利的歧途诱惑，息绝种种不仁不义的仕宦之念，坚拒种种不敬不洁的嗟来之食，清刚自守，志若松柏，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表现出一种高度自觉、无比自信的柔韧战斗精神。倘若说，这种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志意和行为，是无为的话，那么，人类究竟有什么才算淂上是有为的呢？

第二、人类所谓的种种有为，其最终目的和结果，意义何在？

如此说来，多少令读者气塞心闷：陶渊明既然“猛志固常在”，却又“徒设在昔心。”虽说志在立德，但倘若不是最终凭借他的这些诗文作品，后世人们，又何以知晓他内心的思想和情怀？“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把对人生和世间的一切忧思，徒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销入酒中，这就算作为？这也算有为？不亦谬乎？社会固然黑暗，但倘若人人都不“做将起来”，人类又岂能进步？文明又岂能发展？不法如何得以惩治？不良怎样得以改善？秩序如何维护？举措怎样实施？人心该如何理论？真理又怎样界定？……一切远非笔者所能罗列。因为这是一张无穷无尽的单子，尽可以将人类发展的所有内在动力因素，囊入其中。正所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想得到，做得到，最终，才有了我们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

事实确是如此。但，问题是，人类一切作为的最终目的何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结果又将把人类自身导向何方？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郗绤冬陈。”“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古往今来，营营以惜生者，贤愚不尽数。但有多少人能够对大自然真正心怀一份虔诚的敬意，珍惜生命的本身，赞誉简单纯朴的人性和人生？人类作为大自然孕育出来的子嗣之一，不仅不思回报，反而总是机关用尽，自作聪明；动辄就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凭着自己的一点小心眼、小智慧，便甚嚣尘上，自以为是，无所不作，为所欲为。但其实，这是何等孤陋的思想呢？再大的饼，大不过烙它的锅。人类的一切衣食住行，归根结底，难道不是全部仰赖于大自然的供给吗？悠悠天地，可以没有人类的存在，但人生于天地之间，又哪里能够失去大自然山川水泽、和风好雨的滋养呢？人类总是兢兢业业于各种各样的“伟大名目”，鄙弃攻击任何所谓消极的“无为思想”；沾沾自喜于自己所作所为的一切，戮力劳心于种种利益和秩序，小到一个团体，大到一个国家，再到一个星球；从茫茫大地，到汪汪大洋，再到悠悠太空，人类逶迤而过，欲望，总是无限膨胀，瓜分，于是在所难免，不平，多少总会存在，争斗，最终以见分晓；心靡余劳，功伐自矜，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后世之人，相继续之，励精图治，锲彼不舍，沧海桑田，遂成蓝图。人类遵循自己既定的种种游戏规则，惟独对于德化万物，潜润无声的天地之道，不以为然；行法律代自律，降立德为道德，借文言以文过，为出名而求名。于是，“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的确成就了人间世的最好描述。文人自古相轻，犹可不失动口不动手之君子风范；治国理政之道，却就不见得有那么仁慈天真。小国寡民既然不足为道，国盛兵强自然大快人心。人类社会的一切苦难由是而滋生：战争、贫穷、饥饿、压迫、暴力、恐怖、霸权、专政，延绵不断，满目疮痍。人们强调对事不对人，以为客观公正，于是，客观事实上的过失，成为引咎辞职的罪责；相反，主观人为上的动乱，只好公众血肉去分摊。古今的一切杀人者抬起头来，个个踌躇志得，却不知道自己的脸上，还带着未干的血污；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生活在这个古老的地球上，洲际虽隔，但重洋相连；人种虽异，犹五指相关。可是，有谁“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利益之争，导致国恨家仇；惟我独尊，终致同室操戈。人事无已，战乱频仍，自相残杀，永无宁日。……这同样是一张无穷无尽的单子，尽可以将人类发展的所有丑恶罪行，囊入其中。正所谓人类的成长史伴随着苦难史，历史有多长，苦难就有多长。然而，这一切，谁之过？归根结底，难道不都是人类自己一手制造的么？人类总是担心自己说的不够、做的不多，但事实上，人类具有文明的历史，不过短短几千年，但它所形成的破坏，却远远超过了过往的亿万年，进入了专家所谓的“人类纪”。人类所作所为的一切，原意本是为了让自己更幸福、更美好，但结果，又有谁能肯定，最终不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而造就自己的灭顶之灾？

笔者无意于偏袒“无为”的用世之道，在这里，只是想透过陶渊明的“神辨”，思索和探讨他的人生观和志意取向，感悟和领会“神辨自然以释”的真正用心和意义所在：人类表面上的种种作为，真的就很有必要吗？在有为与无为之间，人类究竟应该学会怎样的取舍？在进与退之间，人类究竟应该学会怎样的用心？语言和文字铸就了人类文明的辉煌，可是，倘若人类因此而舍本求末，人与人之间再也不懂得如何用心去交流、感受和互爱的话，那么，现代文明的大厦，有谁能终保不会重蹈古巴比伦城没落的悲哀？冷漠、隔阂、互不信任、貌合神离，象瘟疫一样，到处迷漫，成为现代都市人的通病。人与人之间宁肯躲在虚拟的空间里闲扯，也不愿面对现实的真切交流；太多匪夷所思的坏人坏事，吓得普通百姓，既不敢再随便帮助别人，更不敢轻易接受别人的好意。敌对、仇视、武力战争、恐怖袭击，如死神化身，随时随地，扑向平民无辜的身体。国与国之间，以恶抗暴，牙相推陨，冤冤相报无时了；硝烟散后，是惨不忍睹的血染画面，人体的残墟，苍白的烛光，长夜漫漫的无尽眼泪。人类难道非得象鲁迅先生《野草》中的那名过客一样？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在天地间，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往哪里去，甚至于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只知道从他还能记得的时候起，就在这么走；一路上曾得了各式各样的称呼，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流了太多的血，走了太多的路；虽然厌见没有皮面的笑容，可也不愿看见心底的眼泪，谢绝一切好意的布施，连一块破布都担负不起；他愿意休息，却苦于不能，因为一直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他叫唤他，使他息不下，只得走，也觉得还是走好罢；他诧异于知道路的前方，不过是坟。那是土的文化，大地的记忆，一切新旧历史在那里交接，上面开着许多许多野蔷薇和野百合花；他徘徊，沉思，忽然吃惊——吃惊什么呢？吃惊于自己居然停下来的这片刻徘徊和沉思罢？！“然而我不能，我还是走好罢……”于是，他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为什么总是不能？为什么总是息不下？为什么总觉还是走好罢？为什么从还能记得的时候起，就要一直这么走，既不能“回转去”，也不能改变一下行进的方向，走向有太阳升起的地方？这究竟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真的猛士，还是不幸误入歧途的灵魂乞丐？或许，同样只有鲁迅先生自己，才能告诉我们他的答案。

“天亦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 “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天地默默无声，但其实，从来见证和保存着人类曾经的一切，这并非唯心之论，而是现代科技和考古的绝对证明。可人类却还总是心存侥幸，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而自鸣得意。倘若说，正如于一个人的成长，必须为年少轻狂、意气用事而付出代价的话，人类发展到今天的种种苦难现状，大概也是此类惩罚罢？！问题是，也正如于一个人应该在教训中学会思考、走向成熟一样，人类是否也应该在种种黑暗和破碎的现实面前，学会反省、悔过自新、走出迷惘？！人类既然贵为三才之一，能够参天地之灵，那么，应该学会怎样不卖弄小聪明，而是以着自己的仁爱诚善之心，去担负起大自然生母这份绵绵厚爱和茫茫重托？！

 

从“归去来兮”的召唤，到“共取其心”的寄望，到最后“人生实难”的喟叹，陶渊明这位柔韧的战士，留启后世人们的，是感慨？是无奈？是悲哀？是深深的思索？还是迷途知返的不尽等待？……

 

三

后世对陶渊明作品关注和评述最多的，或许莫过于其田园诗歌的艺术成就了。的确，从美学意义上来讲，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把田园生活作为审美范畴成功带入诗歌创作领域的诗人，并且以健康自然的诗风呈现出一种平和冲淡之美，予读者以清新悠远的美感。在田园诗中，陶渊明的人生性情得到了最直接最自然的舒展和流露，温润如玉，沁人心脾。但实际上，田园诗歌在陶渊明作品中只是占了很小比例。如果单纯从一种诗歌艺术欣赏的角度出发，关注这一小部分作品，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真正要全面、正确地把握陶渊明作品的创作风格的话，那么，笔者觉得，馈以陶渊明“田园诗人”这样的称谓，多少就有些以文害义的味道了。为什么？在所有评价陶渊明诗歌作品风格的论语中，笔者最欣赏清代沈德潜《说诗脺语》中的一段话：“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佑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这段话揭示了陶渊明诗歌作品艺术风格的两个最基本特点：其一，是陶诗风格绵密多样，内涵丰富，它如同一颗钻石切割出来的各个棱面，分别折射出不同的光彩，无法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其次，是陶诗虽为后世众多大家所习所爱，然皆“得其性之所近”而终不可同日语焉，其曲径通幽之处，可谓闲庭独步，自成一家。这两个特点又说明了什么呢？正是因为诚如本文前述，陶渊明的染翰为文、酣饮赋诗，并不是将诗文创作看成一项立志从事的工作或事业，而是将其视为言情咏志、导达意气、奇情自许的寄托，因此，其作品几乎皆可视为咏怀诗。笔者认为，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几乎是关系到正确解读陶渊明作品及系年的关键所在。言为心声，而心最难解，其间自有许多深刻人生思想真意在而不足为外人道者，只可心会，不赖言传。再加上陶渊明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更是使其一些作品寄旨遥深，寓意迷离，累代之下，多有争议，也因此而更加耐人寻味。有感于此，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不被陶渊明田园诗风和隐逸出世的表面现象所掩盖、所迷惑，而是将陶渊明的一生创作，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放到魏晋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美学形态的层面予以观照的话，或许可以发现：对陶渊明的创作来说，不仅是其作品内容本身及涵义所在，就连作品的艺术风格，同样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地反映出陶渊明在不同人生阶段上的实际生活轨迹和思想意识形态，呈现出一些虽不算十分鲜明、但亦可细心体察到的艺术特征来。总体来说，因为陶渊明的诗风以平淡为主，因此，这一点向来可能容易为读者所忽视。在本部分，笔者正是试图通过对陶渊明作品艺术形态特征的检视，同时再密切结合作品的思想内涵、反映出来的相关生活人事以及陶渊明当时所处的真实政治环境这三方面的因素，以此确定作品的系年。系年后的作品，连林成片，与陶渊明年谱相辉映，又可以反过来通过与陶渊明相关的实际生活人事和社会政治环境进行检测和验证。这个研究思路和方法，仿如小孩游戏中的拼图，先根据每一片图片（作品）的图案、颜色、形状（作品内容、思想情感、艺术风格）来为其定位（系年），进行拼接，最后组合成全图（年谱）。只有每一片图片都找正位置，整个图案才能正确成型，最终呈现出一副完整而统一的图形来；全图下的每一片图片，又都惟有已经正确定位，才能天衣无缝、牢固稳健地经得起方方面面的推敲检验。因此，每一片图片，都担负着排列与组合的双重任务，体现着个体与整体的双重特征。个体与整体之间，始终是一种互组互约、互见互证的关系。有些陶学论著在为陶渊明的作品系年时，对同一篇作品，会出现反复不同的说法，笔者觉得，正如于拼图游戏中对一片图片的定位，有时与相邻其他图片看似衔接得很好，但一放到整体的范围来看，就发现其实谬误很大，根本无法再拼下去，因此往往难免会有多次反复的尝试一样，一篇作品，单独系年，同样看似能自圆其说，但一对照陶渊明的生平年谱，便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了。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还始终没有为该个体作品找正在整体中的位置，才会出现这种似是而非的反复和前后相悖的苦恼。细节性错误在所难免，这倒并不足为怪。相反，对陶渊明作品的系年，如果根本就没有树立起一种全局的概念，忽视、无视或否认整体的存在，那就反而是一种一木障林的根本性错误了。例如，读者常常不难发现，陶渊明许多作品，虽然中间时间跨度很大，但在文笔用辞、情感语调、风格特征上往往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对此现象，如何解释？是否说明这些相似的作品中间，存在某些必然的内在联系呢？某些陶学论著对此猜测断然否定，简单将其归结为“人的一生，某个时期的经历与思想，与另一时期还可能有某些惊人的相近；又可能出现某些作品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尽管是同时所作，却可能毫无相类。”⑧认为依据“语调相类”为陶渊明诗文系年的做法，不足为取。对此，笔者以为，必须牢牢把握几点：首先，是陶渊明的人生思想发展轨迹，远非如某些陶学论著所认为的，是以陶渊明的彻底弃官归隐为分水岭而显示出时间上的纵向衍变；恰恰相反，如地火在地表下的运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只不过是其思想和现实反复交锋之后矛盾总爆发的一个显现点罢了。陶渊明自己把其人生思想中的这种志德追求，称之为“素志”。他在《祭从弟敬远文》中因对从弟的深情回忆，而款款倾诉：“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俱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因此，陶渊明的志意追求，并非表现为一种“志”的转变，而是伴随着其人生道路的由仕而隐，矛盾的焦点和重心表现为由出处矛盾向固穷守节的不断转移；其次，是作者前述一再强调的陶渊明的志意观和文学观的关系。其志在立德，而言为心声。如果颠倒了这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必然导致其作品脱离陶渊明人生思想的整体大背景，纯粹作为孤立的文学个体被审视、被研究，这就有如思想的大陆被分裂成一个个孤岛，大陆上的一片森林也因此被拆成一棵棵独木，岛与岛之间、树与树之间，即使再相似，当然也是毫无关系的了。其结果和结论自然可想而知；再次，必须彻底辨清“思想”和“情绪”这两者发之为诗文的区别。如果说，我们研究一位伟大诗人或作家，并且将某种意识形态归结为其“思想”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这种意识形态就绝对不可能是来时如雾去如风、攸攸忽忽无影踪的东西。中国文学史上挟情绪入诗者，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白。天风海雨，一泻千里，发兴无端，狂放不羁，纵横驰骋，回旋腾跃，离奇惝恍，变幻莫测。李白的诗风，凸显了他身上风骨凛然、傲世独立的游侠豪气和激昂情怀，呈现出强烈的神奇瑰丽的浪漫色彩。从美学的意义来讲，绝对是属于“崇高”范畴的阳刚之美，因此很难细寻一人一事一情一物的具体抒写，勾勒出来的往往是吞吐山河、包孕日月、气势磅礴的壮美意象。但陶渊明完全不同。无论是其人、其作、其言、其行，都表现为一种无可否认的阴柔“优美”：弱志、弱龄、弱湍、童弱；闲心、闲情、闲谣、闲业、闲居等等，不胜枚举，自爱自怜。如果说，他作品中一些诸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述志文辞，可以让人体味他少壮时建功立业的粗壮豪迈的话，笔者以为，这份雄心侠胆，未尝不是更多地源于他对曾祖长沙公大司马陶侃的一种家族自豪感情结，这份情结又与东晋山河破碎、王室偏安、积贫积弱的黑暗现实两相碰撞，于是产生出种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美好幻想罢了。根本不足以代表陶渊明的实际人生思想和主体诗风。其人生志趣和审美取向，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始终是见出对洁己清操、抱朴守静、柔美闲逸的倾心的。这种风格下所隐寓的事实就是：陶渊明貌似通脱，其实心思细密，用情极深。读者只要潜心揣摩他的作品，即使再隐晦的辞述，几乎都可从中寻出相关现实人事的蛛丝马迹。再加上其作品，大部分是属于41岁彻底归隐后的创作，现实人生道路相对简单，陶渊明一直走在一条固穷守节的平凡而琐碎的生活道路上，生活中的一人一事一物，都更容易引发陶渊明的思想感触，从而流露为诗文；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将陶渊明的生活人事、人生思想和作品紧密结合起来，先借助美学形态层面形而上的分析界定手法，对作品进行初步的整体系年，籍此先粗略描摹出陶渊明在人生道路上的轨迹图；然后反过来将系年后的作品与陶渊明的实际生活轨迹（注：指目前已经考证的、比较确切和合乎事实及逻辑的相关年谱。准确度当然只是相对，却也惟能如此而已）两相比较，以此推测和验证系年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最终解开陶渊明作品中一些单纯从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层面所无法具体窥探、释解的疑难所在，从而更好更全面地体悟、把握陶渊明作品中所隐含的思想和灵魂意蕴。

鉴于本部分必须比较密切地结合陶渊明生平及东晋时政，因此，在展开论述之前，先申明二点：其一、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虽尚或有不同意见，但本文仅取其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岁生、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岁卒，享年63岁这一说法为据。其二、关于陶渊明的年谱，笔者参照多本，但凡有所引用之处，都会予以注明。其中，陶潜原著，郭维森、包景诚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陶渊明集全译》，治学严谨，考证详细，为笔者所爱，故多有所借鉴，以下简称郭本。

审视陶渊明60多年的自然人生生涯、140多篇诗辞文赋传赞等作品，笔者先以陶渊明创作中已有确切纪年的作品为标记，进行定点；然后尝试着将作品整体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特征，从美学形态层面的界定（具体见表二）予以观照，分别划分为5大阶段（具体见表一）；再以这5大阶段为框架，纳入一些游移不定的作品，力求按照其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制约关系，合乎逻辑地进行定位系年；最后从陶渊明的生平出发，参照诸本，对系年后的作品与年谱逐一对照检验，整体推敲把握。最终结论当然未必完全正确，但算是作为陶学研究的一种探循思路和方法，与读者共榷罢。相关列表显示如下：

表一

 

表二

 

关于上述二表，有两点必须说明的是：第一、表一中5大阶段的划分依据，是按照陶渊明作品在美学形态层面总体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同风格特征、同时结合陶渊明本人人生经历及其所处东晋社会的某些重大事件来进行划分的。由于本层面本身所内含的界定因素并非单一成分，因此，这种划分并不代表陶渊明的思想或作品分别按照时间的顺序发展，依次经历过5大阶段，而是诚如老子所言：“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只不过代表一种认识、研究陶渊明作品的辨证方法罢了，也就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对陶渊明的作品，始终应该持一种整体看待和把握的方法，只是我们借助于划分，可以以某些比较确切的时间或事件为徼，从而将一些系年比较模糊和难以确定的作品，根据其显示出来的美学形态特征，纳入相应较为相似的框架，力求能够或尽量能够接近最终的正确定位；第二、笔者将本层面所谓的美学形态，界定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感情基调和艺术风格这三方面予以观照和阐述。作品的思想内容分为5种不同类型，每种类型分别对应不同的感情基调，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1、田园情结比较直观，历来也备受赞誉和关注，体现在作品中就是陶渊明的田园诗歌作品，感情欢欣轻快，风格澄和闲美；2、志意追求指向陶渊明人生观中的志意观。41岁之前，由于人生道路主要是仕宦之途，因此，陶渊明对志德的追求，明显、突出地表现为出处的矛盾。41岁完全弃官归隐后，由于身边不乏朝廷中人的朋友交往，同时朝廷对他两度征召，因此，仕隐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在作品中以比较隐晦曲折的方式表露。随着人生的日渐衰老、亲人的相继谢世、躬耕的日趋困顿、时政的更加残酷，48岁后的陶渊明，其人生志意中的志德追求，变得弥苦愈坚、穷愈见节。他把对人生追求的种种感慨、对国运民生的种种关注、对惨无人道的王权杀戮，以述贫咏古方式，融入作品，发为厉响，撼人心弦。从情感基调来看，无论是出处的矛盾，还是固穷守节的追求，对陶渊明来说，其实都是十分感慨失意的，士之不遇，踌躇悲忧。这种徘徊无定止，失群犹独飞，徒勤思而终阻滞的志意追求和自悲情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自然也就驳杂晦涩；3、易代变徵直接指向东晋时政的王权争夺和易位事件。《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岁暮和张常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篇，皆为此类。初看障眼，以为年灾，细究大白，实是国难。情感基调凄厉激愤，作品风格萧杀冷肃，满目疮痍。其实也都十分契合政治残酷的特征；4、亲情友情，则不言自明。陶渊明作品中对亲友的祭文、赠文、书传、酬答篇章，其实份量十足。它凸显了陶渊明对人生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正是来源于他对亲情友情的无比用心和器重，情感上依依眷恋，款款义深，融入作品，情真意切，分外感人；5、乐天委分思想直接指向陶渊明人生观中的处世观。如前所述，陶渊明的躬耕归隐，看似出世，其实仁心用世犹深！在现实的种种黑暗和苦难面前，陶渊明以着这种乐天委分的豁达人生思想，坚强而隐忍地容纳了时代与命运所强加给他的种种不公和不幸，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识运知命，酣饮行歌，情感基调，如商音清畅，哀而不伤。艺术风格，如虚怀空谷，深沉旷达。

在这里，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笔者认为，这5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内容，几乎一直同时横向存在于陶渊明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伴随着时代的脉搏之音，此消彼长，若隐若现；同时，陶渊明人生思想中的这5个不同侧面，又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彼此相互渗透的，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有时一篇作品，尤其是晚年的创作，常常很难截然分明地划归哪种具体的类属。这些因素使得陶渊明作品所对应的感情基调和艺术风格，也因之呈现出一种深沉隐曲、复杂多变的美学形态来。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思想和作品的本身杂乱无章而不可探求，反而是更加证明了思想与作品之间的密不可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则势必为陶渊明作品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无法真正抓住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例如，某些陶学论著认为“陶公之诗，大多为抒情诗，作为文学创作，哪怕是同一时期，甚至是同一天的作品，要想寻求相同的‘情调’，恐怕难得，因为陶渊明的感情世界极丰富，表现在思想上又相当复杂”。⑨将思想和感情的因果相生关系完全倒置，从而误认为各篇作品在思想内涵上不存在任何相关的可能性，其最终，难免会导致对陶渊明作品的完全曲解。

以下，笔者将按照表一中5大阶段的作品美学形态特征进行逐一阐述；每一阶段中又分别对美学形态所包含思想内容的不同类型及其所对应的感情基调和艺术风格予以观照和论述；论述和阐释的核心围绕作品的系年展开。既有论称，作家作品的系年，是研究作家的基石。故笔者此举，盖也意在摸着石头过河罢。

①29岁出仕前：素心未染，朦胧静美，清新可人

陶渊明的第一次出仕时间，为29岁，基本已成陶学定论，所持依据大致有二：一是《归园田居五首·一》：“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归园田居在陶渊明辞去彭泽令的笠年，即42岁。以此推算，初次出仕，便是29岁；一是《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九》：“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从这两诗中推算出来的结果，正好相符，笔者故亦以为确切可信。那么，陶渊明出仕之前的作品，有哪些呢？出仕之前的陶渊明，其人生思想、性情志趣等方面，又有什么特点呢？

陶渊明现存所有作品中，可找到明确纪年标志的，最早一篇是《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此年陶渊明36岁。陶学论者多将其视为陶渊明第二次出仕期间的作品。因此，29岁之前的作品，正如于陶渊明的初次出仕时间，只能从36岁后的作品中找到依据一样，笔者以为，陶渊明在出仕前的作品，同样只能、但也可以从36岁后的作品中找到多处依据。从这些依据中，笔者将《乞食》和《五柳先生传》两作纳入本阶段。但具体系年实在缺乏任何有力实证，故只根据东晋社会历史，大致定于20－26岁之间。

细审两作，其思想内容上的共同点有三个：第一、是“贫”，而且是非同寻常的贫。一者饥饿到要去乞食的地步，一者“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第二、是“情”，人情温暖，素心施惠，馈不图报。“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这种真情，与任何不敬不洁的嗟来之食的确有天壤之别；第三、是“乐”，真可谓“穷开心”：“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这种无忧无虑、虽苦犹甜的情怀，来自于陶渊明青少年时代丰厚的精神修养和远大抱负，物质上的“贫”、精神上的“富”和身心上的“乐”，在本阶段并行不悖，并可从后续诗文中得到有力印证：“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郗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萧统《陶渊明传》中亦有云：“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常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最有力可以印证这一点的，是陶渊明的《祭从弟敬远文》：“念彼昔日，同房之欢，冬无缊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忽忘饥寒。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俱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 和《与子俨等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曦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这两文，对青少年时代回忆片断的行文描述，简直和《五柳先生传》如出一辙，而且十分明显地是在初仕前。因此，笔者认为《五柳先生传》作于出仕前是确切无疑的。并且，这个论断还将在下阶段的相关论述中被进一步证明。至于将《乞食》一诗同样系于本阶段，则所持理由者有三：其一是根据东晋历史，自公元381年晋孝武帝司马曜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之后，外逢北方诸国日强之兵，内遭饥荒大水之灾，战乱不断，朝纲无饬。中间东晋虽有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的胜利，奈何孝武帝司马曜与琅邪王司马道子嗜酒佞佛，司马道子专权，谢安被排挤出建康，公元388年病死；侍中王国宝以佞有宠于司马道子。中书侍郎范宁劝孝武帝黜王国宝。王国宝与司马道子共簪范宁，公元389年，出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临行极言百姓之苦。这个阶段，正在陶渊明17－25岁之间。自此之后，陶渊明在其有生之年，国家都再未遭受过什么大的自然灾害。这些特点，诚如萧统《陶渊明传》所言：“亲老家贫”，亦都十分契合陶渊明在《自祭文》、《与子俨等书》中“自余为人，逢运之贫”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的自述。其二是倘如某些陶学论著，将《乞食》系于陶渊明晚年，从人之常情来讲，很难行得通。陶渊明生育五子，至其谢世时，最大的不过34岁，最小的也已有26岁，年富力强，即便务农为生，躬耕清贫，肯定也不致于要穷苦到让老父亲去乞食的地步。除非是父子断绝经济往来，亲友见弃，老而无养，可事实明显并非如此。自言“吾年过五十”的《与子俨等书》：“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就”；即使单单从《自祭文》来看，也已可知：“外姻晨来，良友宵奔”，更何况以陶渊明的人生性情来讲，终其一生，读者都可以很容易地从其作品中体会到亲情友情的温馨和爱的呢？其三是就作品本身的行文来看，“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这种单纯的心思和言表，根本就“与诗人后来思想成熟不大相类”，⑩因此亦可排除其晚年借乞食托穷来抒发某些深意的可能。

将作品系年后，如果再返回来将两文并读，细心阅读和体会一下，其实，读者根本不难觉出一种恬淡安适、近乎矜持腼腆的闲静性情。纯明之中，又饱含着陶渊明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和欣喜期许的一份人生思想。呈现出一种素心未染，良苗怀新，朦胧蓄美，清新可人的美态来，既合乎作品思想内容的逻辑常理，又十分契合陶渊明出仕前作为未经世事但又胸怀大志的青年人通常所固有的心理特征。

 

乡间的淳朴，人心的温暖，诗书的涵养，使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虽然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但他的身心，却一直健康而快乐地成长，由此铸就了陶渊明日后一生不变的田园情结，和，对于亲情友情的款款眷恋。其后续所有涉及田园题材的作品，几乎都充斥着一种欢欣轻快的感情基调；对田园风光、人事劳作的抒写，都表现出一种澄和闲美的艺术风格来。对于亲情友情，则更是无论父母兄弟、田老农友、还是素心良朋，他都以诚相待，义重情深，真切感人。反而是他心目中所怀的这份美好理想和志意追求——陶渊明的所谓“素志”，由于和黑暗现实本身的巨大差距，使它成为陶渊明日后出处矛盾的思想根源，亦使他几乎所有涉及仕隐抉择的作品，都迷漫着一种踌躇悲忧的感情基调；思想上的进退两难、情感上的风雨飘摇，融入作品，表现出一种驳杂晦涩的艺术风格来。此接下叙。

②29岁－41岁：缠绵人事，载浮载沉，苦乐参半

从人生道路来看，29岁－41岁是陶渊明五仕五归的阶段。出处的矛盾，是本部分的显性主题，但凡与该阶段出处有关的重要作品，基本都可从作品中找到或推算出明确的纪年。另外，由于本阶段已经是陶渊明人生的成熟期，东晋政治也开始进入动荡不安、王室政权争夺频繁的阶段，因此，陶渊明作品思想内容所含的5种不同类型，除却本阶段最显性的园田情结和出处矛盾之外，其它几种，亦都已全部可见一斑。分别观照阐述如下。各类型中先列出作品，排列顺序按时间先后，具体系年再作论述，最后是根据系年后的各部分作品，总括一下本阶段陶渊明的人生思想和相关人事脉络。

1、园田情结：《和郭主簿二首》《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劝农》；

在本阶段中，陶渊明的园田情结除了在上述三作中十分纯粹地体现之外，其实在行役诗中也有所体现，如同本文在第一层面中的有关阐述，对应于陶渊明园田情结和出处矛盾这两种思想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苦乐情怀，前者欢欣轻快，后者踌躇悲忧，犹如两大颜色版块，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来。由于特点鲜明，系年亦少争议，读者又多可一目了然，故在此先不多赘述。

2、志意追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时运并序》《停云并序》《连雨独饮》《荣木并序》《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杂诗四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上述9作，诗名已标明纪年的，有3首，无需说明。从诗中可以找出或推算出时间纪年的，也有3首：《连雨独饮》《荣木并序》《杂诗四首》。剩下的《停云并序》《时运并序》两作，因与《荣木并序》一诗，从风格、到思想、到内容、到体式，都十分接近，故系于同年。

先来看看《连雨独饮》的系年。诗中自表：“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故系于元兴三年甲辰，陶渊明40岁。系年无碍，但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陶渊明托物言志，诗中以“云鹤”喻己，以“松乔”喻高洁之志。前者容易为人所接受，因为陶渊明作品中“飞鸟”的喻象，明显就是他自己：“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有时又出以云鹤之辞，实同所指。人多知陶渊明爱菊，他以菊喻真养真，而对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的松柏，他更是钦爱有加，以为洁志高德之喻，并在作品中屡屡提及，倾心表白松柏之节就是自己素志效从追随之物：“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再来看看《停云并序》《时运并序》《荣木并序》3作的系年。根据《荣木并序》中的“日月推迁，已复九夏”、“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以及参照时政，同样系于陶渊明40岁作品。将3作连缀而读，更可隐约见出陶渊明出处思想的内在活动过程。元兴二年癸卯岁12月，桓玄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贬晋安帝为平固王，迁于浔阳。但其帝位，并不稳固。笠年自春开始，一直战事不休：2月，刘裕起兵讨伐桓玄，3月，攻入建康，桓玄败走。5月，桓玄挟晋安帝败退至江陵，不久被杀。刘裕起兵成功，以镇军将军都督十六州诸军事，领青、徐、兖州刺史，坐镇京口。在这种政治背景的大环境影响下，陶渊明以时运开篇，直奔主题：暮春三月，桓玄已败，因此，在陶渊明看来，春服既成，景物斯和，良朝穆穆，时运迈迈。建功立业的思想，在他心中蠢蠢欲动，如一颗种子，开始发芽：“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但遗憾的是，偶景独游，黄唐莫逮，有士不遇，欣慨交心。到了《停云》篇中，他的心愿更是越来越强烈，并且在等待中开始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心苗从初荣到载荣，竞用新好，以招其情。陶渊明“愿言不从，叹息弥襟。”“愿言怀人，舟车靡从。”念及“人亦有言，日月于征。” 愿言不获，心中抱恨！”到了《荣木》篇，陶渊明完全迫不及待了：志意已如采采荣木，结根于心了。而他《停云》篇中那位“好声相和”、“念子实多”的平生知己，看来也已经为他指引了入仕的门路了。于是，陶渊明毅然“托根于兹”，并且，对自己原先的闲隐思想，全部先自我清理一番：“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在陶渊明看来，此去应是依道立善的，是可以真正施展其大济苍生的志愿的。因此，他接下呵责自己：“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最后，他自言：“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并在“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的雄心壮志下，踏上了他仕宦的征途：始作镇军参军，后为建威参军。

对于镇军参军一职，陶渊明作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参照上述《荣木》一诗，知陶渊明于《荣木》后从役，而笠年三月行建威参军，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当作于40岁这一年。

解开了上述几作的系年，再来看《杂诗四首》，就无大碍。陶渊明冠以《杂诗》标题的作品，一共有12首，有些陶学论著将其系于同年，也有些将后4首别系，作者持这后者的观点。为什么？因为前8首后4首从内含思想意义上各自非常独立、完整地成篇，感情基调和风格也明显不同，而且只要读者细加研读，都可以从诗中推算出相关的纪年。这里，先只涉及后4首的系年。首先，该诗作从其本身的思想内容上可看出，其写作时间应该就是处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与《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之间：从“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的自勉，到“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的自悲，到最后的“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的自释，三作首尾一体地展示了陶渊明在此役中出处矛盾的思想斗争和发展过程；其次，《杂诗四首》中的第二首和第四首，其中的“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 和“年始二五间，乔柯何可倚。”如果从时间上进行推算，二五为十，则正好相符，应当是作于陶渊明从“羁役”10年的作品。问题是，陶渊明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役？陶渊明29岁初仕，“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 初仕这么短的时间，应该不可能有过任何远行。那么，第二次入仕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呢？《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 如此推算，就可知他第二次入仕的时间，应该是30岁。事实上，陶渊明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中所流露出来的疲惫和归心似箭，的确也让读者明显感觉他久经行役。然而，经过第二次出仕多年的奔波劳役以及中间销假辞归的淹留，荏苒经十载，时驶不可稽，却依然劳而无功，“检素不获展”、“闲居执荡志”的陶渊明其实是心急的，因此才有了《时运》《停云》《连雨独饮》《荣木》之作，并且以为此次行役终于能够实现心中的志意追求，他自爱自怜地把自己怀想和追求了10年的素志，比作是“袅袅松标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二五间，乔柯何可倚。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以为其最终，也定能够含津吐粲，成长为他心目中一直羡慕不已的参天松木。基于上述分析，故笔者将《杂诗四首》系于陶渊明40岁时作。

这一截的最后，笔者觉得，似乎有一处小心眼，值得留注，以为读者细思共斟：细究《杂诗四首》，读者能够琢磨出些什么隐约的味道来呢？杂诗前三首和后一首之间，是否还存在着起伏跌宕之处呢？前三首中用遥遥、掩泪、惆怅、慷慨、寒气、惨风、愁人等苦不堪言的字眼来渲染的情感，到了第四首时，已经换成了袅袅、婉娈、津气、粲然等赏心悦目、柔弱可爱的心理了。为什么？是否可以说，它们虽写本次出仕事件，实则分指不同时时段的任职心理？因为陶渊明始任镇军将军参军，后行建威将军参军，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陶渊明在诗篇中，是否暗示了自己对于本次出仕的这样一个心理微妙的转变过程呢：一开始雄心勃勃，义无反顾；及至身临其境，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理想中素志有所拂逆而出现“一心系两端”的不安情绪；其后，又重新出现转机，“粲然有心理”？而实际上，陶渊明本次出仕，最终的无功而返，也就在于笠年晋安帝还至建康之后，封有功之官将时，“刘毅使人言于刘裕，刘敬宣不豫建议，不宜为江州刺史。刘敬宣不自安，乃自表解职。”可刘敬宣任江州刺史，乃因“元兴三年四月，刘裕诸将大破桓玄军于湓口，进驻浔阳。刘敬宣以破桓歆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结果为什么不自安？为什么自表解职？而陶渊明对本次寄望殷切的出仕，最后似乎也是落得个自解归家的不自安结局，以致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序文伊始便说：“心惮远役”。这一切，是否暗示了个中隐藏的令陶渊明不安的某些不仁不义的政治杀机在内？“停云，思亲友也。”陶渊明所思所托之人，固不可知，但此番人事，在十多年后似乎依然令陶渊明耿耿于怀，且心有余悸。他在《拟古九首》中开篇劈首便直指其人：“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未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政治风云在陶渊明心中留下的阴影是浓重的，且一生挥之不去，成为横亘在他出处矛盾之间的一条天堑，一直无法跨越，也因此成为陶渊明一生猛志不获逞的悲剧根源之一。

3、易代变徵：《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胡西曹示顾贼曹》《蜡日》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的系年在标题中已确切无疑。问题是，这首诗作的主旨，读者千万不要谬会。从经济状况来讲，陶渊明38岁时辞官居丧在家，《和郭主簿二首》中还“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心情也是无比轻松舒畅：“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癸卯岁一开春，更兴致勃勃地开荒南亩，面对和泽气节，殷勤《劝农》，即使秋收不佳，也肯定不致于一到岁末就要窘迫到“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的地步，心情更是恶劣到“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的程度罢？！陶渊明连园田居失火，都尚且豁达认命，如果区区歉收（更何况当年并不一定就是真的歉收）都要介意到这样严重的地步，恐怕他也早已不是陶渊明了。因此，诚如本文前述，此诗的主旨指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国号楚，改元永始之事，当是确切无疑的。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必大蒙蔽，且后续许多相关相似的作品，都无法正确认识和系年。有些陶学论著因看到此作与《岁暮和张常侍》几乎同出一辙，但明显不可能定为同年，而否定根据“语调相类”的办法来为作品系年，就是恰恰没有认清这一点的缘故。历史总是在重蹈覆辙中循环往复，故陶渊明在《述酒》题注中也才有了“仪狄造，杜康润色之”的痛心疾首之辞。如晋恭帝司马德文所言，东晋王朝的天命，在此年已被桓玄所改，十七年后，又再重罹刘裕的颠覆罢了。

明确上述观点，就可以接下来为《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蜡日》两作系年。《胡西曹示顾贼曹》当与《时运并序》《停云并序》同作于元兴三年春夏季间。“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指政治时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迈迈时运，陶渊明建功立业的雄心，自然勃发，且惧怕日月于征，时不我待，因此在诗中感慨交加：“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

《蜡日》许多陶著都将其归与《述酒》一诗，系于刘裕改朝时陶渊明所作的作品。诚如上述，桓玄、刘裕两人的篡权杀帝，政变性质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时间也巧得很，都是岁末，因此，从诗旨来讲，当然颇多相似。但读者须得仔细辨认《蜡日》的内容及其感情基调，方可明白虽同是针对时政之诗，但结果还是有些不同的。《蜡日》通篇云开雾散，笑逐颜开，为什么？因为元兴三年刘裕、桓玄两军经过激战，至年底，刘军胜局已定，刘毅、何无忌等平复江陵，得晋安帝，杀桓振。笠年3月，晋安帝还至建康，改元义熙。因此，元兴三年岁末的政局，自然是“风雪送馀运，无妨时已和。”陶渊明更是喜不自禁，酣饮赋诗：“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放眼陶渊明晚年，根本找不出有如此好心情的作品。因此，如将此作与《述酒》系于同年，从作品感情基调和艺术风格来讲，那就简直真的是“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分外地抢眼和不可思议了。

4、亲情友情：《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止酒》《赠长沙公并序》《命子》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作多被认为是陶渊明在生母卒后居丧期间的纪念文章。生母卒年，因郭本注合情合理，笔者从之：“《祭程氏妹文》：‘昔在江陵，重罹天罚。’‘黯黯高云，萧萧冬月。’李公焕注：‘晋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假还江陵，是冬，母孟氏卒。’”⑪陶渊明居丧在家。第二年，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止酒》一作，从诗中“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好味止园葵，大懽止稚子。”的居住环境（注：下阶段具体阐述）、“稚子”的时间特征、全文轻松诙谐的笔调以及他后来其实至终老都未曾真的断绝酒缘的各种迹象来看，应该是作于早年而非晚年。今将《止酒》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同系于元兴元年壬寅岁。或许正因孟府君生前德政双馨，虽好酣饮，但逾多不乱，却仍然年51岁便“以疾终于家”，令陶渊明发“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之叹，故陶渊明自己或其家人，乃劝生止酒之念罢？陶渊明这年38岁，其五个小孩，大的不过9岁，最小的才2岁，正符合稚子的行文时间特征。

《赠长沙公并序》和《命子》两作，笔者以为，无论是从系年，还是从诗作本身的立意、体式，都应该联系起来，互相参照着看。首先，《赠长沙公并序》所赠之人，究竟是长沙公陶延寿呢，还是陶延寿之子？有些陶学论著认为原作序文中的“长沙公於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既可断为“长沙公於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则所赠之人为陶延寿，又可断为“长沙公於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则所赠之人为陶延寿之子，因而系年也有所不同，二说皆可。但笔者认为，倘从后者意见，则根本解释不通：陶延寿是陶侃五世孙，袭封长沙公爵号。陶渊明则是陶侃四世孙，如果序文中的长沙公就是指所赠之人，那么，不管是陶延寿，还是其子，都不能称为陶渊明的族祖，因为陶渊明比他们长辈，故有诗中“伊余云遘，在长忘同”之说；如果序文中的长沙公是指陶侃，代入原文，那就贻笑大方了：“长沙公陶侃於余为族祖，（我俩）同出陶侃大司马。”行文不伦不类，礼节无尊无卑。古文中一个句子不同主语的现象，是有的，但多半用于客观叙人叙事，象这种衔宗认祖的事情，以陶渊明来说，必不可能如此泥沙俱下，拖泥带水，长幼失节。因此，此诗所赠之人，必为陶延寿无疑。其次，从《赠长沙公并序》所流露出来的诗意看，第一首的“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感彼行路，眷然踌躇。”第四首末尾的“敬哉离人，临路凄然。款襟或辽，音问其先。”在凄恻之中，都隐隐传递出一种意向：祖虽同出，但人生道路的取向，却已经很难再相同了。这种意向，来源于陶渊明对40岁的这次行役已经产生不安情绪，他因何时何故调理刘裕手下的镇军军府，改任刘敬宣手下的建威将军参军职，无法实考，但从本文前述分析以及日后其一系列的诗篇中，如“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迁，鸟尽废良弓。”“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等，似乎可以让读者琢磨出一些端倪来。也因此，面对小一辈的陶延寿，陶渊明既尊重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又隐寓着对他所效命的刘裕政权的担忧，并且在诗中通过“感叹宗族的悠久历史” ，“赞美宗族的和、美、荣、慎的传统”来予以隐含的表达。人之常情，陶渊明难免想起自己的儿子，并在《命子》篇中历数先祖德业，赞美他们审时度势、有仕有隐的选择，对长子既寄以厚望，又希望他能够真正认清世道：“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故此，笔者将此两诗，同系于义熙元年乙巳岁陶渊明在任建威将军参军，身居浔阳州府时所作。如此系年后，按年龄来计算，陶渊明长子此年为13岁，也符合《命子》篇中“日居月诸，渐免子孩”的说法。

5、乐天委分：《游斜川》《归去来兮辞并序》

《归去来兮辞并序》纪年明确，文旨也已在前文中铺陈，此处不再赘述。

《游斜川并序》一作，通篇诗文，风物闲美，澄和清净，几无尘杂，非其早期作品，不能有此心情。且诗中“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的说法，使人疑想应该正是他庚子岁从都还，歇假在家，笠年开春与亲友游览，念及不久将销假还赴江陵时的感叹。故笔者从郭本之注，取序文中“辛丑正月五日”的版本以为合理，系于隆安五年辛丑，陶渊明时年37岁。

至于将此作归入此类，而非列入亲情友情一栏，是因笔者觉得，大凡陶渊明与亲朋好友的纪游作品，常常会兴人生苦短、岁月攸忽之感慨，流露出浓厚的乐天委分的思想。

 

至此，笔者列入本阶段的所有作品，便已全部系年完毕。笔者稍作绪结：

29岁的陶渊明，由于亲老家贫，长年苦饥，于是投耒去学仕，开始正式踏入仕途。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志意多所耻，少日自解归。笠年，陶渊明再次出仕，中间所历具体官职不详，但此番出仕时间较长。隆安四年庚子岁，奉命使都，回途中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诗中开始对行役之苦哀叹不已，流露出陶渊明对田园情结的依恋之情。笠年，辛丑正月初五，陶渊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游斜川并序》，面对自然美好风物、邻里乡曲的开心酬饮，陶渊明无比依恋，慨然抚怀：“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乐天从命的思想，已见端倪。七月，陶渊明销假赴任，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面对 “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奔波之苦，陶渊明扪心自问：“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田园情结再起。冬，恰逢生母孟氏卒，于是，陶渊明投冠旋旧墟，第二次辞官仕归。居丧在家，元兴元年壬寅，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止酒》。中夏，作《和郭主簿二首》，笠年春，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劝农》，表达了他对田园生活和自然耦耕的热爱。是年十二月，由于桓玄篡位，改国号楚，封晋安帝为平固王，迁于浔阳。陶渊明对此极度愤慨，发变徵之音，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元兴三年，自春开始，战事不休。二月，刘裕起兵京口，三月攻入建康，桓玄败走。时局之转令陶渊明欣慨交心，作《时运并序》《停云并序》《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连雨独饮》《荣木并序》等诗篇，含蓄表达了他心中所萌发的不能自抑的建功立业思想，并第三次踏上了仕途。初辟为镇军参军，从役途中，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杂诗四首》，出处矛盾的思想斗争在诗作中得到了充分流露。是年岁暮，刘军平复江陵，得晋安帝，时局已定，陶渊明欣喜不已，作《蜡日》。笠年三月，安帝还至建康，改元义熙。此时陶渊明已因不可确考的人事之故，调任刘敬宣建威将军军府参军。在职间，恰逢同族中人长沙公陶延寿经浔阳，临别陶渊明作《赠长沙公并序》。并因“同源分流”的内心感慨，作《命子》篇，追念祖德先业，寄望长子成才。三月，陶渊明衔命使都，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不久，因刘敬宣改授它职，陶渊明再度归家。经过此番入仕，征途的奔波劳苦，人事的险恶不测，使陶渊明心惮远役。但此时，他还并不见得就完全放弃仕宦的念头：“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托然有怀，求之靡途。”义熙元年乙巳岁八月，经家叔推荐，起为彭泽令。“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陶渊明原本大概以为可以籍此谋生，又可无负素志，重待时日，兼无杀身之祸，谁知一进衙门，便立刻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混迹官场，若无远忧，必有近虑。他恍然大悟，“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于是在职不过八十馀日，便弃官归田，作《归去来兮辞并序》，并从此终生绝迹仕途，彻底踏上了躬耕自资的生活道路。

③42岁－48岁：羁鸟出笼，心释人欢，良辰苦短

面对回家务农的陶渊明，我们必须首先考证一个问题：他住在哪里？这个问题看似可笑，但却关系其后诸多有关作品的系年。这些作品往往没有具体纪年，作品中也没有任何可借以推算时间的标记，但却有比较明显的居住环境的描述。因此，既然知道陶渊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作读者的，就实在有必要用心弄清他的居处。知道他生活上的饮食起居，大概于作品系年也是大有裨益的罢。由于这个问题必须综合考察陶渊明作品中所有有关住宅环境的描写，旁涉过多，因此，笔者将其单列。请读者见附录。其推证结果为以下行文所用。

1、园田情结：《归园田居五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二首》

《归园田居五首》系年无碍，作于陶渊明42岁，从29岁第一次出仕，到41岁彻底归隐，正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题已明确纪年，时陶渊明46岁。

《移居二首》根据附录考释，则也当作于义熙六年庚戌岁，园田居失火之后。

从作品来看，本阶段陶渊明的田园情结固然是一如从前，但《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基调，读者只要细加体味，已可见稍有不同，生活已经开始了对陶渊明的种种艰辛历练。但因恰逢时局兵荒马乱，偏僻南村多聚避乱之人，看重情谊、祈遇知音的陶渊明欣然移居，劳苦躬耕生活中多了些精神上的乐事，因此，《移居二首》诗中又重见兴高采烈，还自勉自励：“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令人感叹。总体来说，陶渊明田园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基调，与他对躬耕自资生活道路的认识有关。基本可以48岁移出南村重返园田居为界，界前欢欣明快，界后渐趋理智冷静。体现在艺术风格上，也是稍有所异。前期澄和闲美，后期渐趋内敛沉潜，民生劳苦、人事沧桑的感慨，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始，逐渐濡染陶渊明的田园笔端。在下一阶段，更是可以印证此论。

2、志意追求：《归鸟四首》《读<山海经>十三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己酉岁九月九日》

以飞鸟自喻的陶渊明，人既已息驾归园田居，志意之心也就跟着飞回“旧栖”了。因此，笔者将其与《归园田居五首》系于同年。对于这首诗，笔者认为，似乎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地方就是，从《连雨独饮》起，到这首《归鸟》，陶渊明咏志的诗篇，已经开始以纯粹独立的面目出现，而不仅仅如《时运并序》《停云并序》《荣木并序》《归园田居五首》等，将其融入田园情结和出处矛盾中予以隐含表达。这一点，在后期的作品中更是有所体现，故此叙及。

通过附录的考释，明确了陶渊明的住宅及一生居处轨迹，再来为《读<山海经>十三首》系年，就无大碍。“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开篇已点明时间、居室特点，非园田居失火之前莫属，因此，此诗必定作于戊申岁六月之前无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的特点，又必定作于彻底弃官归田之后莫属。且该句中所流露出来的胸有成竹的语气，感觉陶渊明对农田的料理，应该是已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而日渐上轨和熟悉稳当的了，颇不同于《归园田居》中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另外，全诗共十三首，笔者觉得，陶渊明许多长篇的诗作，虽主题集中、结构严谨、诗意连贯，但从内含各首中某些细节来看，应该是如《饮酒二十首并序》中的序文所言，为短时间阶段内断断续续累积而非一次性写作而成的作品。象本诗，就已经有“时还”这样的时间标志。因此，笔者认为郭本将其系于戊申岁四月应该不大可能。再考虑义熙三年五月甲辰，陶渊明已为程氏妹服制再周，盖痛失亲人之哀，较之归初，该已有所淡减罢？综合上述特点，笔者将该作的系年，落定于43岁夏这个选项上。该诗的系年，另有许多陶学论著将其系于晚年，认为影射刘裕政治，但综观整诗：其一、就诗歌的艺术风格来讲，从归田之初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的恬淡悠美，到“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乐无以加，诗情渐浓，着色渐深，读者自可体会。其二、就诗歌的感情基调来讲，不仅开篇“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二句奠定了欢快明朗的笔调，同时下续各首虽显然有所用意，但都毫不气馁，不屈不挠，全诗洋溢着一种坚强的战斗精神和乐观希望。夸父、精卫、刑天，一个个虽然身披悲创，但并不就以此自终，而是矢志不移，功在身后。其三、就诗歌的主题内涵来讲，陶渊明明显是托物言志。犹可注意的是，此时的陶渊明，不仅对志意追求持乐观态度，连对世道也依然还没有放弃希望。为什么？与日竞走的夸父、衔木填海的精卫、猛志固在的刑天，都是陶渊明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写照。他的这份志意追求，其实并没有随着自身的彻底归田而完全熄灭。义熙元年，晋安帝还至建康之后，封有功之官将，并改元义熙。义熙二年十月晋封刘裕为豫章郡公，刘毅为南平郡公，何无忌为安成郡公。十二月，何无忌都督八郡军事、江州刺史。“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的新纪元，重燃陶渊明内心的希望：“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恨不及周穆”，“见重我轩黄”。他对乱臣贼子予以批判，坚信 “明明上天四，为恶不可履”；对重返建康的晋安帝，寄以厚望，希望他能够清明临世，德昭天下：“鸱鴸见城邑，其国有放士。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尤其在用人赏罚之道上，一定要吸取教训：“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以免重蹈历史和晋安帝本人覆辙的悲哀：“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己酉岁九月九日》两作，诗题已纪年，故明。陶渊明的希望之光未灭，可园田失火、人生焦劳的无情事实，就已经先给他的志意追求淋上了冷水：耕则贫，贫则患。生活远不象陶渊明所以为的那么单纯美好。他出仕之初余留下来的一点 “旧谷馀滋”，只需把火，便可以立刻付之一炬。天道无亲，何去何从？这实在是日渐严酷的考验。“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正是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此作开始，至其谢世，陶渊明开始了他长达近20年的漫漫固穷守节路！

总体来说，本阶段陶渊明因刚刚挣脱牢笼不久，欣喜未止；对躬耕生活的艰辛则还没有真正十分深入的体验，因此，出处的矛盾在本阶段则几乎完全消歇。但他深心里对志意的追求，和猛志获逞的希望，其实都还没有完全熄灭，只是以着韬光养晦的方式出现。陶渊明自己也把他图解成《山海经》，近乎天方夜谈，蒙蔽世俗眼睛。所有这些用心和希望，如果与下续阶段的述志诗作（后文见）对比，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陶渊明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越来越理智、冷静和清晰，到了晚年，逐渐转化为沉郁顿挫的风格，正可谓“常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43岁时的这份热情已经荡然无存、难觅其踪了。但总体来看，陶渊明的述志诗作，因始终幽不得志，而显得如此的驳杂隐晦、扑朔迷离。

3、亲情友情：《酬丁柴桑》《祭程氏妹文》《责子》《与殷晋安别并序》《祭从弟敬远文》《还旧居》《悲从弟仲德》

两篇祭文，文中纪年已自交代，故明。《还旧居》、《悲从弟仲德》两作，根据附录居处的考释，系年也无碍，作于陶渊明48岁移出南村前后。《责子》一作，据诗中各子年龄推算，可知作于陶渊明46岁，诗中意绪，明显在园田居失火之后。陶渊明在各作中所流露出来的真切亲情，自不待说，内中因陶渊明对往事的回忆而为后世存留下来的有关资料，更是弥足珍贵。

《与殷晋安别并序》由于和时政密切相关，故根据史述，诸本系年基本无异。笔者亦从，系于义熙七年辛亥岁。

《酬丁柴桑》一作从题材和内容上来讲，都无可争议地归入此类。但其系年，笔者觉得与《酬刘柴桑》《诸人共游周家暮柏下》二作关系密切，当系于同一年。理由接下叙。

4、乐天委分：《酬刘柴桑》《诸人共游周家暮柏下》《和刘柴桑》

《酬刘柴桑》这首诗，因与《和刘柴桑》所酬和者为同一人：彭城刘程之，且诗题主旨亦十分相近，故几乎所有的陶学论著，都将它们归入同一年：己酉岁，园田居失火之后。且《和刘柴桑》在春，《酬刘柴桑》在秋。但是否如此呢？笔者以为，从两诗中的诸多细节来看，大不尽然。

先说《酬刘柴桑》。开首虽言“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但这并不就意味着真的是很穷，综合下文，就可知道此句乃含达观之意，“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之谓。为什么？“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一“郁”一“嘉”，个中之乐，可见一斑。生活所需所用，肯定不在话下。倘此诗系于己酉岁秋，试想，去岁秋天，园田居严重失火：“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十多亩的方宅、绕屋扶疏的柳树榆木、堂前蔼蔼的桃李林荫、花药分列的东园西葵，一岁之间，就要恢复到“榈庭多落叶”、葵穟郁嘉嘉的地步，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是不可能！实际情况，正如《己酉岁九月九日》所描述：“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林空自凋。”这才合乎逻辑常理：大火过后，园田居元气大伤。虽已交岁，犹未复原。陶渊明俯仰万化，内中暗心焦。这种忧虑的感情基调，怎么有可能和通篇开朗乐观的《酬刘柴桑》作于同一年秋天呢？此外，该诗还有一个最具时间标志作用的细节，就是《酬刘柴桑》中的：“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从《责子》一诗可以知道，己酉岁陶渊明最小的儿子，都已10岁，其他诸男儿则为14－17岁，何来童弱之有？因此，只要读者细心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酬丁柴桑》、《酬刘柴桑》、《诸人共游周家暮柏下》三作，其实应该同作于归园田居这一年。《归园田居五首》其四：“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其五：“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等，都是最好的相互印证之处。的确不难想象，归田之初的陶渊明，如羁鸟出笼，身心俱释，开荒耕种，虽苦犹欢。春秋佳日，呼朋携眷，良多远游，消遥自在。恨无知音，能赏其趣，恰逢有客，匪惟谐也，尚写其忧，放欢一遇，实欣心期。在这些优美的劳作记游诗篇中，从“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到“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 陶渊明乐天从命、任真自然的思想，首尾呼应，同声共气，联成一片。

至于《和刘柴桑》一作，综合上述分析，笔者将其系于义熙六年庚戌岁春。诗中值得注意的是，“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一句中的“弱女”和“男”二字，不是指男孩女孩，而是指酒。郭本对作了很好的分析考证，指出：“弱女喻薄酒。‘男’则喻淳劲之酒。”⑫陶渊明因遭火灾，“酿粮不足，出酒淡薄，故乃以弱女喻薄酒。”⑬园田居经过两度春秋的息养葺治，虽然未能完全恢复旧观，但到了第三年的春天，《己酉岁九月九日》中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林空自凋” 的情状已开始被“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的园田生机所替代了。陶渊明生活饮酒暂时自足无忧，乐天从命的开朗基调又在诗作中重新流露出来：“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放眼陶渊明的作品，其乐天从命主题思想的作品，基本以本阶段末48岁为界。界前及时行乐的思想比较突出，不管是上阶段，还是本阶段，体现在作品的感情基调上，就是欣慨交心，绿酒清歌，新声芳颜；艺术风格上，就是文辞有如行云流水，舒缓优美，无心自然。到了界后，随着对人生和生命的更深切体会，所有这一切，全部内敛成一种深沉旷达的风格，虽然依旧寄入酒篇，但呈现出来的感情基调，已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读者的细细体味间了。这一点，从49岁的《形影神三首并序》开始，便是明证。

 

至此，笔者列入本阶段的所有作品，便已全部系年完毕。一如上阶段，我们同样稍作绪结：

逃离了官场浑浊的陶渊明，得返自然。42岁后，开始正式以务农为生，开荒南亩，守拙园田。既耕亦种，时还读书。春秋佳日，呼朋携眷，良多远游。猛志固在，乐在其中。无奈天意弄人，戊申岁六月中，田居遇火，宅室烧燔，园林空凋；移居南村，良辰苦短，曲终人散。挚爱亲人相继离世，上京旧居重履生悲。人生的凄风冷雨，开始向陶渊明绵绵侵袭。衔哀悲泪的陶渊明，重新移回园田居，踏入了生命旅途的多事之秋。

④49岁－57岁：多事之秋，意沉多慨，笔晦言深

“桓玄之时，天命已改”的东晋王朝，到了本阶段，随着刘裕的南征北战，步步为营，已经在逐渐地进入尘埃落定的尾声了。而越是到了这最后，战争争夺越是白热化，政治残杀越是惨酷无情，国运越是动荡飘摇，延目所至，一片腥风血雨。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陶渊明的人生志意追求、怀仁用世思想，也显得如此的激荡不安，慷慨淋浪。许多诗篇，其实都已经很难单一界定，既是咏史，又是咏怀，又是咏志，意沉多慨，有如泼墨浓厚的一幅画卷，呈现出一种特别遒劲、深沉、隐晦的美学风格来。因此，笔者划归本阶段的许多作品，系年几乎全都莫衷一是。对此，笔者觉得，进入了本阶段之后，对陶渊明的作品系年，必须牢牢把握两点：第一、政治时局、思想深度和生活状况，如三足鼎立，成为最重要的系年支柱。必须兼顾这三者，面面俱到，否则，难免顾此失彼，经不起反复推敲；第二、陶渊明进入50岁后的作品，良多组诗，十几首二十几首都有，蝉联而下。这种结构形式，是对《诗经》“重章复沓”的继承和超越。重章复沓是《诗经》在言情表意方面的艺术特色，借助于这种方式，诗章间的意义或以时间、或以程度、或同时以时间和程度为横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关系，来达到一叹三咏的效果。陶渊明的每部长篇，正是紧扣一个中心主题，或采取时间推进的方式，通过对人生历程的检视回顾，来达到对自身主题的不断深化；或借助于各种相关的人物，撷其一面，组合而成，众星拱月，共同烘托和渲染出主题多层次的复杂含义。因此，这些作品，其行文中往往会有多处时间上或事件上的特征，但如果不对全篇进行统筹兼顾，而是仅凭某些章节进行判断，多半无法取得圆满统一的系年根据。因此，笔者以上述两点为基本原则，尽量摈弃断章取义的偏见，多方进行定位检验，力图从陶渊明晚年深邃复杂的作品中理出一些思路来。以下，是笔者勉力而为的一些摸索结果，非敢言确，惟与读者共榷。另，本阶段起，各作系年阐述比较繁复，故笔者先将每作系年标于题目之后，所示数字代表陶渊明该年岁数。

1、园田情结：《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52

本作系年固是不言自明。但重要的是，正因该诗的时间定点源于作品本身，确切可靠，因此，十分值得珍惜。因为紧扣陶渊明在本诗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感情基调，就可以对照着理清陶渊明在本阶段52岁前后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从而确定相关作品的系年。

2、亲情友情：《与子俨等书》51《挽歌诗三首》51

之所以将亲情友情提到此处先行阐述，是因为亲情见证生活，生活凸显理念。在本阶段，陶渊明的生活状况和人生思想，继上阶段园田居严重失火及移居事件之后，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和考验。如果不先辨析清楚，下续许多作品，都将无法相对进行定位系年。

《与子俨等书》从内容来看，几乎就是一篇遗嘱。因此，有些陶学论著将其与《自祭文》并提，认为是陶渊明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对子女的交待。但笔者认为，从行文的时间特征上来讲，不符。其一、文首陶渊明已自言“吾年过五十”，试想如果是其六十多岁临终时作品，则必不可能如此提法。有些论著以其文末所谓“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便断定为入宋之作。不足为证。难道陶渊明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也是入宋作品？即便如此，可年龄并无需避讳，即使入了宋，依然可以直言“吾年过六十” 无妨。时间相差逾十年，常理不通。其二、文中陶渊明自责“黾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倘若此文是临终前作品，则陶渊明最小的儿子，都已27岁了，何来稚小？故必不可能为陶渊明临终时作。根据上述时间特征，再结合颜延之《靖节先生诔》：“年在中身，疢维痁疾”的说法，笔者将该作系于义熙十一年乙卯，陶渊明51岁。时年小儿15岁，长子也不过22，兄弟既多，家境又不殷实，想来的确是令陶渊明挂心。而事实上，过了51岁这个系年，后续的任何时间都难以符合这些特征了：笠年丙辰岁八月，陶渊明已可参加收稻活动。说明病已好转，虽然他未必就真的一定要下田，但身体应该肯定也可活动无碍了。时间再往下，孩子们也都难已再称稚子了。

倘说《与子俨等书》一作还可以比较明显地凭这些时间特征进行辨析的话，《挽歌诗三首》则几乎是一边倒了，简直无一例外地和《自祭文》系于同年临终时作。笔者在此引用一段典型的论断：“陶公63岁辞世前所写的《挽歌诗三首》与《自祭文》，从‘语调相类’的角度衡量，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从深邃的人生历程中发出的幽默，怎么能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深深伤痛‘语调相类’？‘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的谑趣，又怎么能与‘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的深憾‘语调相类’？但是，这一文三诗确为同期作品，可见，强调‘语调相类’，无法抓住诗文的本质精神。”能看到不同，说明两作的确存在差异，这是对的。但是，这段话本身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可以证明“这一文三诗确为同期作品”？恰恰相反，就是因为它们不是同期的作品，所以语调根本不类！仅仅因为题目同为祭作，且内中陶渊明自祭的时间又恰好都是严霜九月，就系于同时之作，岂不蒙昧？两作不同之处，又岂止上述所列？更重要的还有：祭奠的亲人，一个是“娇儿索父啼”，一个是“外姻晨来”，这是最好的系年区别特征；人生思想和志意追求，一个是“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一个是“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所以，读者细心体会，可以恍悟什么？《挽歌诗三首》和《与子俨等书》才是同时之作！这个结论又可说明什么？陶渊明50－51岁之间发作的这场疾病，其严重的程度，几乎让陶渊明过了一道鬼门关。只是，由于陶渊明向来达观，死生认命，不管是51岁，还是63岁，都是“死去何所道”，因此，他在《挽歌诗三首》中对自己出以诙谐戏谑的口吻，但《与子俨等书》一文则全无半点戏言，语重心长，对于儿子们，更是再三叮嘱，情真意切，与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的操心无异。这场病患，直接引发的后果就是：它使陶渊明的晚年生活，几乎雪上加霜，一步步走向困顿。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大概是任谁都过目难忘的罢：“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涂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先生原本小康的家境，尚且因其父亲的病而坠入困顿，更何况陶渊明差可温饱的务农为生？这里，笔者并非要以此来作为病则坠穷的例证，因为这种事实常理本来就自不待言，所以，中国的平民百姓，尤其是穷苦人家，向来多不奢望富贵而惟祈平安。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是想说明：在这涂路中，不仅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更可以见出的，是自己走在这条涂路上的人的真面目——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面对疾病和贫穷的双重考验，晚年的陶渊明，卓然挺立，真正成就了一如岁寒松柏的坚强志意和高洁德操！陶渊明一生素志所求，莫过如此，回首人生，得偿夙愿，夫复何求？所以，《自祭文》和《挽歌诗三首》两作所显示出来的人生境界，自然已经远远不同。陶渊明的人生思想，随着生活各种变故和苦难的不断考验，也变得愈来愈现实、坚强和深邃了。

3、志意追求：《九日闲居》49《杂诗八首》52《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52《饮酒二十首并序》53《闲情赋并序》53《赠羊长史并序》53《感士不遇赋并序》54《拟古九首》56《读史述九章并序》56《於王抚军座送客》57

有了上述的认识作基础，再来为后续的、尤其是有关陶渊明志意追求的作品系年，思路和眼光就可以更清晰一些。

《九日闲居》一作，只有日，没有年，因此苦煞后世读者，系年历来纷纭。笔者将其系于义熙九年癸丑，陶渊明49岁时作。理由有三：其一、从时政来看，在铲除了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之后，内患暂缓，刘裕开始翳除异己，义熙八年九月，先杀兖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再率军亲讨刘毅，十月，刘毅自杀。十一月，刘裕至江陵，加太傅、扬州牧。刘裕继续翳除异己，继杀刘毅、刘藩之后，义熙九年三月，又杀曾共讨桓玄的另一将领诸葛长民。七月，刘裕部收复益州，成都王谯纵自杀，西南归于东晋版图。局势基本稳定，刘裕便开始整理朝野，征召名士，以巩固政治。而陶渊明应在征召之列。《晋书·隐逸传》：“顷之，政著作郎，不就。”《宋书·周续之传》：“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 从时局发展的趋势来看，刘裕至本年，就已基本完成了他改写东晋历史命运的内部准备工作了。所有这些特点，正十分契合诗中所言：“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壘，寒华徒自荣”的含义所在。其二、从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思想特征来看，“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就是对于出处意见的表露。南村的曲终人散，究其原因，不正是因为战乱被铲平之后，原先所谓的“素心人”，又都个个作鸟兽散了吗？可为什么独独剩下陶渊明此番不应征命？因为“斯人乐久生。”读者不要忘了陶渊明40岁第三次出仕时所最后“心惮远役”的说法，以及笔者在彼处行文所留注的小心眼。不管是那时的建军参军，还是现在的著作郎，日月已过，但人事依然。倘若当年最终尚且“敛翮遥来归”，今日又岂会再仅仅为了一个世俗之名而“诚谬会以取拙”？“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其三、从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活特征来看，笔者非常赞同郭本该诗题注下的一个想法，特引录如下：“《宋书·隐逸传》：‘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萧统《陶渊明传》：‘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南史·隐逸传》载略同，《晋书·隐逸传》未载。《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云：‘陶元亮九日无酒，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未几，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按王弘去年受命任江州刺史，据上述所载，而将该诗暂系于此。或云：《九日闲居·序》：‘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渊明缺酒，难定何年，而本诗诗句多不类五十岁后所作诗之贫苦状，抑或沈约及后作者杜撰以作佳话乎？故亦述之以存疑。”⑭各史书所载，不必费心疑猜，因为重阳佳节在古代历来是一个重要节日，古诗词中单单与此节日有关的作品，就俯拾皆是。因此，王弘在任，与陶渊明既有往来，送酒至陶渊明处，合情合理，并不至于就要疑为“杜撰”或“佳话”。问题是，诸本都没有说明是何年，但许多陶学论著却因此而纷纷将此事与此作撮合起来，作为系年依据，便很有些不可思议了。反而是郭本对“渊明缺酒，难定何年，而本诗诗句多不类五十岁后所作诗之贫苦状”的疑惑，笔者以为实在言之有理。不过，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己想一想，以陶渊明的性情，有粮必有酒，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后笠年在《和刘柴桑》中的“春醪解饥劬”到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稻，这中间，哪一年秋天最可能无酒？通过前述对《与子俨等书》和《挽歌诗三首》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自然是越往后越无酒。再考虑到50－51岁的陶渊明，病情严重到要作《挽歌诗三首》的地步，故笔者以为，系于49岁这年，是最合理的。而事实上，过了这个重九，读者都无法再从陶渊明作品中觅得任何“气澈天象明”的述景之辞了。而待到“奈何五十年”时的《杂诗八首》中，陶渊明已有酒可“且为陶一觞”了；再往下，“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的53岁时，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并序》中又已是“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了。也就是说，接下这几年内，陶渊明诗中，又是开始“篇篇有酒”。

《杂诗八首》一作，因为其六“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的时间标记，一些陶著因此将之系于陶渊明50岁这一年。但笔者以为，此作已经开始体现陶渊明晚年长篇组诗的特点，系年必须进行总体把握：其一、从政治时局来讲，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义熙十一年乙卯春，刘裕率军功伐在江陵颇得民心的东晋帝室旧臣司马休之，克江陵。五月，司马休之逃降后秦，八月，刘裕还建康。义熙十二年丙辰八月，刘裕率大军北征后秦。十月，刘裕部将檀道济克洛阳。这样的事件，绝对不可能不对陶渊明产生影响。而事实上，陶渊明在杂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常浓重的悲观和矛盾情绪，未尝不正是内心苦痛失望的深切流露。其二、从思想深度来讲，陶渊明志意追求中的出处矛盾，在全诗中再次明显表现出来。刘裕的北伐，实在令陶渊明心动，因为这正是年轻时所梦寐以求的大济苍生、江山一统的猛志追求呀！正所谓“贤圣留馀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但此时的陶渊明，疾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念及少壮猛志，至今未逞，可人生已经胜阳不再，玄鬓早白，不禁满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除此以外，政治斗争残酷无情的现实，他内心同样清清楚楚。因此，他既渴望有所作为，猛志获逞，又“心惮远役”，希望不用空名道，“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孰若当世时，冰炭满怀抱。”全诗的最终，在无可奈何中结束，清晰显示了陶渊明内心其实一直未曾熄灭的希望，并且，直到这时，虽然哀伤，却也还没有放弃，而是“且为陶一觞”。其三、从生活状况来看，第七首所述，堪称与《挽歌诗》、《与子俨等书》完全契合。至于诗中的作乐、饮酒、不留金，是因为刘裕还建康后，后军将军刘柳任江州刺史，好友颜延之任后军功曹，与陶渊明常往来。并非陶渊明的生活有什么好转，实际情况不过还是“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实在是无可奈何。因此，综观这几个因素，笔者认为此作系于义熙十二年乙卯，更为确切合理，时年陶渊明52岁。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作系于义熙十二年丙辰，陶渊明52岁时作。是年6月，刘柳卒，颜延之他任。左将军檀韶接任为江州刺史。檀韶力请周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凡此种种，以及陶渊明此时的心情和身体建康状况，都与诗作开篇“负疴颓簷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的自述，正完全相符。

《饮酒二十首并序》一作系于义熙十三年丁巳初，陶渊明53岁时作。其一、根据诗中第十九首“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时间标记，从陶渊明41岁归园田居算起，就是53岁。其二、全诗二十首整体把握，系年于这个年龄，于诗中其它各首皆无拂逆，故从。其三、作品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陶渊明在自己经历了50－51岁的严重疾病、52岁出处矛盾的又一次思想动荡之后对人生所作的一个小小绪结。全诗第一首为总起，以瓜田邵生喻己，达观平静，感情基调，重新回复开朗有欢，诗歌风格又见淡逸闲美。第五首向来最负盛名，其余各首，语气也全部坚定而不复踌躇悲忧，截然不同于《杂诗八首》的驳杂晦黯。“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觉悟当念迁，鸟尽废良弓”，“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等等，都是陶渊明此时心态的最好表述。其四、从全诗各首所涉及的有关政治时局事件的发展时态来看，第十八首明显喻刘裕的北伐后秦，到了第二十首，“漂流逮狂秦”的字眼开始出现，对照当年刘裕北伐成功之后的事态发展，就可知道，完全符合。而从第二十首本身的内容来看，“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等措辞，也当指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讲学之事。全诗至此结束，从时间段的起始来看，系年于陶渊明53岁时作，应当是合理可行的。

《闲情赋并序》一作与《饮酒二十首并序》系于同年稍后（可能在夏季）作。试看两作序文中交代写作缘起部分：《饮酒二十首并序》是“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闲情赋并序》是“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思想、内容、背景、言辞等情形几乎一模一样。其实，这也实在不足为怪。陶渊明之所以染翰慷慨，屡申而不能已者，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读者只要明白《闲情赋并序》中之闲情绝色女子，实乃陶渊明素志之喻，一切便可自行体会了。只是，陶渊明文心之妙密，常常令笔者感叹不已。序文开首简简两句，看似毫不着力，却道尽了陶渊明自己追求素志的历程：定情－静情－闲情。而那后句“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既是喻己，也是醒世。陶渊明在自我的开导下，《闲情赋》一文中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基调，的确是比《饮酒二十首并序》显得更加平稳沉静。至于陶公欲借讽谏以醒世，结果还真不幸被言中。为什么？刘裕伐后秦的胜果最终在留守关中晋将的自相屠杀中全军覆没。世俗流宕之邪心终不可抑，只苦了陶渊明的白白用心，结果又只好把它化为文字，写入《拟古九首·四》。此稍后叙。

《赠羊长史并序》参照政治时事，系年于义熙十三年丁巳秋。是年7月，刘裕攻克长安，秦主姚泓出降，后秦亡。刘裕北伐告捷，左将军、江州刺史檀韶遣长史羊松龄赴关中称贺。陶渊明作此诗赠别。全诗感情基调不见胜利之喜，相反，笔端迟疑凝滞，带出一种心事重重、欲罢不能、欲语还休的压抑。大济苍生、江山一统，自然是陶渊明一直梦寐以求的志意，可从少壮岁月，到如今垂垂老年，24载光阴已无情流逝，可陶渊明的猛志始终未能获逞。不过，这倒也罢了，陶渊明岂是计较私心荣辱穷达之人？“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 倘若国家真的能够和平统一，人民安居乐业，陶渊明夫复何求？问题是，只怕到头来又是行行失故路，鸟尽废良弓，时运的发展，又落入歧途了。回首往事，念忧明日，陶渊明自苦自悲：“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言已尽，意不舒，何如？读者可觉察，这正是后续之音《感士不遇赋并序》的前奏？

《感士不遇赋并序》一作系年于义熙十四年戊午岁末，陶渊明54时作。是年，从政治时局来看，义熙十三年十二月，北伐成功的刘裕，因急于登基，不顾三秦父老诣军门流涕，班师还建康，留子义真与诸将守长安，时义真年仅12岁。笠年六月，太尉刘裕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十二月，刘裕使人缢死晋安帝，立其弟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陶渊明在《赠羊长史并序》诗中的担忧和预感，果然又一次应验。其次，从陶渊明的思想状况来看，在《赠羊长史并序》诗中的迟疑已经完全不见，而是代以坚定的语气：“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宋书·隐逸传》：“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从上述这些事件以及时间的特征上看，都完全符合《感士不遇赋并序》中的行文和意旨。

《拟古九首》、《读史述九章并序》二作，笔者将其同系于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岁，陶渊明56岁时作。其一、从政治时局来看，是年东晋亡。此二作中，都出现了具有改朝换代标志意义的人物和事件，如《拟古》第八首：“饥食首阳薇” 、第九首：“忽值山河改”、《读史述九章》第一首《夷齐》：“二子让国”、第二首《箕子》：“矧伊代谢”，第八首《鲁二儒》：“易代随时”等等，最具时间特征的示知作用。其二、从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深度和内涵来讲，陶渊明悲时伤世，百感丛生。既有对知人未易，相知实难的愤慨：“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又有对君子失时，逢世多疑的哀怨：“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也有对世路多端、争名夺利的鄙弃：“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後，相与还北邙。”更有对“狡童”不争的恨憾：“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以及自己最后追求桃源思想的渴望：“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凡此种种，难以俱道。唯一能证明的就是，面对东晋的最终灭亡，陶渊明一生追求中的猛志，如“迢迢百尺楼”，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其间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化为陶渊明慷慨激愤的诗情，万念交集，百代见纪。

《於王抚军座送客》一作，诸本题注多引李公焕注本：“此诗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⑮认为时江州刺史王弘送客，陶渊明应邀出席作陪，作此诗。此说是否属实，笔者无从考证，但诗题表明送客，是确切无疑，此其一；其二、诗中流露出来的人生思想、情感语意，如果从行年上来看，绝对符合陶渊明入宋后作品的特征，且在《述酒》一诗之后。秋日的景观，在陶渊明笔下，已成凄厉，“洲渚四缅邈，风水互乖违。”曾经锲而不舍、苦苦追求的豪情壮志，如今在陶渊明的深心里，也已“逝止判殊路”了。这只自晨之出便勤飞不辍的失群鸟，终于敛翩来还，彻底绝意仕途仕迹，真正地全身心息下了。陶渊明岂是如表面所言的送客？他其实是要真正告别自己“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的猛志，托契孤游，情随万化遗了。故笔者从李本之说，将其定为陶渊明57时作，并且，以此诗作为陶渊明整个人生历程中出处矛盾、猛志追求完全终结的标志。随后，陶渊明的人生思想及志意追求，转入固穷守节的暮年阶段。

4、易代变徵：《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54《岁暮和张常侍》55《述酒》57《咏荆轲》57

这几首作品，由于在前面已多有阐述，至此只要读者细加体会，反而无须再大费周章地进行说明了。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根据诗中“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的时间标志，系于义熙十四年戊午岁末，陶渊明54时作。是年6月，太尉刘裕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11月，夏王勃勃借关中晋将自相屠杀、晋军混乱之机，陷咸阳，占长安，杀晋将，得关中称帝。刘裕驻军及援军覆没，刘义真逃归。12月，刘裕杀晋安帝，立其弟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风雨纵横至，国运飘摇中。陶渊明离忧凄目前，慷慨独悲歌，个中真意，惟寄寓知音。

《岁暮和张常侍》笔者将其系于晋恭帝元熙元年己未岁，东晋灭亡的前夕。是年7月，刘裕进爵为王；12月，加殊礼。时政至此，大局已定，东晋王朝，黄泉末路，已是不言自明。明旦非今日，岁暮复何言？陶渊明在诗中，已将一切道尽，任何言语解释，都是多余的了。

《述酒》系年诗旨，前已多述，此不重复。

《咏荆轲》一作，笔者将其系于《述酒》同时，作于永初二年辛酉，陶渊明57岁时作。晋恭帝逊位，虽属刘裕篡权，却也心甘情愿，并无怨言，只可叹终究难逃一死。而刘裕为政为人生性之狠毒，同样令人心悸。陶渊明对强权暴政的愤恨情绪，被激发到了极点：图穷匕首见。难怪此作被誉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颇有论者认为此作凸显陶渊明豪放的本性，其实，更恰切地说，是陶渊明深心里“猛志固常在”的情急暴露。

5、乐天委分：《形影神三首并序》49《五月旦作和戴主簿》49

《形影神三首并序》的系年和诗旨，已无须再赘述。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基本可以用来作为《形影神三首并序》一作的参读物。诗作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完全一样，只是行文表述较之《形影神三首并序》更为简洁明了，直接易懂，因此，同系一年。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觉得，《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几乎就是陶渊明乐天从命思想在本阶段的最好表述。它既较之上阶段显得更为现实、冷静和理智，上阶段浮现在表层清晰可见的那份乐观开朗，在本阶段已经逐渐变得内敛潜藏，不易理解和一目了然了，使该主题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近于哲理诗的平实风格来。到下一阶段，陶渊明乐天从命的人生思想，和他固穷守节的志意追求，两相辉映，平分秋色，各自占据生命主题和作品题材的半壁江山，变得更加深沉邃远，呈现出一种高山旷谷，虚尘脱俗的艺术风格来。

 

划归本阶段的作品，全部系年完毕。回顾之下，令人感慨：

犹如地壳的不断运动最终酝酿火山的剧烈爆发，步入知天命之年的陶渊明，其生活健康、人生思想、志意追求、理想信念等方面，都随着人生暮年的日渐到来、躬耕园田的日渐困顿、东晋王朝的日渐衰亡，而发生了一系列频繁不安的巨大震荡，使陶渊明整个意识形态的活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并且，最终引发了个中所潜伏的种种内在矛盾的全面爆发。融入作品，不仅数量空前，思想内容更是长篇重制，力透纸背，笔墨淋浪。

於王抚军座送完客的陶渊明，“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然而，落红岂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位柔韧的战士，如垂柳依依，情牵人世，把对人生自觉自勤的志意追求，更加纯粹显示为对洁操高德的执意固守，把自己全身心的爱，移遗万化，发为风烛暮年的最后一抹馀辉。

⑤58岁－63岁：晨鸟暮还，馀辉悬敛，情遗万化

进入人生最后阶段的陶渊明，以着自己的病弱之躯，走完了人生的艰难历程。此前怀仁用世、大济苍生的猛志，已经完全退出他的人生舞台，志意追求的重心完全落在了固穷守节的志德点上了。因此，述贫诗成为他本阶段一个十分突出和显目的特点。这类作品的系年，多与生活中的人事密切相关，成为他晚年生活和志德追求的最好写照。而咏怀之作所流露出来的乐天从命的人生思想，则显得如此深沉旷达，高山仰止，其间所含的情遗万化的行文和辞述，基本可以作为系年依据的判断性标志。这两点，是笔者个人所认为的陶渊明本阶段作品的特点，并以此作为系年的参照标准。总体来说，因为陶渊明晚年的作品，含意深邃，故不管是系年，还是作品主旨，多见仁见智，难求统一。笔者这些所谓阶段性的划分，也都只是一些探索和尝试罢了。但在本阶段作品的划归工作完成之后，总体对照了一下，入宋之后，除《桃花源记并诗》为继《述酒》之后有关时政的作品，并系年于陶渊明58岁时作之外，其它就都为60岁后作品，基本符合陶渊明自谓的“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时间特点，以及陶渊明“情随万化遗”的人生思想特征。

1、志意追求：《桃花源记并诗》58《咏二疏》60《有会而作并序》62《咏贫士七首》62

《桃花源记并诗》一作，从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政治、对人生的思想深度以及诗中“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等行文特点判断，笔者将其划归本阶段，系于永初三年壬戌岁春作。从破琴绝弦的钟期知音，到君子死知己的荆轲志士，陶渊明最终把自己一生怀仁用世的志意理想，转化为全人类反对强权暴政、追求和平幸福生活的共同心声，使千百年来，桃花源一直成为人们心目中一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圣地。

《咏二疏》一作，笔者将其系于宋景平二年，陶渊明60岁时作。是年初，颜延之赴任始安郡太守，经浔阳逗留，“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至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宋书·隐逸传》）因为这件事情，颇多研陶者，“窃有愠见言”。出手如此阔绰，说明陶渊明晚年的述贫作品，都只不过是借意托怀罢了，不足为信，实在令笔者感慨。《论语·宪问》：“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陶渊明是贫，也怨。但他所述所怨者为何？读者诸君可曾见过他因耻恶衣恶食而怨？因一己之私之念而怨？他所怨者，是时艰世乱，仁善不行，民不聊生：“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可对于自身，却是“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莫道生活上的饱暖，是连自己怀仁用世、大济苍生的志意理想，都视为个人荣辱穷达而暂搁一边的。他所悲者，是黄唐莫逮，知音不存，独养其志，徒没其德：“寝迹穷年，谁知斯意？”“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其实，以陶渊明的条件，如果他真的是要涉足官场，而不介意于违己之心的话，他又岂愁轻裘肥甘？又或是愿如魏晋时某些所谓贤士一样，图名以谋利，籍隐而求荣的话，他又何尝没有通达机会？他一生的“自苦若此”，所为者何？这里面，可曾有零星半点的私心杂念在内？他志在立德，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结发念善事，僶俛七九年。而这一切，所为者谁？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他对于自身进德修业的要求，几乎是严格到苛刻的地步？“独袛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人人都知陶渊明真率不拘，但倘因此便以为他含糊小枝末节，那就实在是太过谬会他、小看他了。他的任真，是容不下自身半点的虚荣和不洁的。也正因如此，他连一生至交好友颜延之留赠给他的二万钱，都全部既不留子，又不留己，“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放意乐馀年，遑恤身後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这难道不就是他自己最好的写照？！而作为一生至交好友，岂会不知其人其性？临别留赠二万钱，以人之常情，除了说明晚年的陶渊明，的确贫苦到让好友于心不忍的地步，难道还会是有什么别的用心用意么？另外，笔者见某些陶学论著将《咏二疏》一作“系年于陶渊明20岁，并在‘篇义简析’中指出：这是一首托言古人述己之怀的诗篇。淝水之战胜利后的喜悦，使心怀进取意志的陶渊明，对前途充满了浪漫想象。借托二疏这两位历史人物的事迹，为自己编织设计的人生三步曲：首先是进入仕途而‘功成’；然后是‘功成者自去’，退居林下；最后是‘放意乐余年’。全诗活画了诗人20岁时的思想情态。”⑯笔者深以为不妥。功成身退的思想，的确在陶渊明年轻时就已存在，但若论 “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这样将其拈来独道的程度，笔者以为，根本和陶渊明年轻时“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的思想和心态格格不入。从陶渊明的作品中，读者可以体悟他年轻时喜好什么？“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才是胸怀大志的年轻人的心理特点，陶渊明也一样。念兹在兹，想入非非，忘怀得失，恶衣恶食如视而不见，即使饥饿难忍，四处游走，一遇知音，言咏赋诗，立刻就把忧愁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时鸟变声，凉窗下卧，性近自然，无乐自欣豫，生活的琐琐碎碎，全然没有放在心上。更不用说想到老年以及身后子女的问题。司马迁年轻时博览群书，但若论他对《报任安书》中自己所列的《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说难》、《孤愤》、《诗三百》等不朽之作的理解和感受，任谁都可明白，在他遭受腐刑之后，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之临己，痛也必切，情也弥哀，节乃后见。个中深意，又岂是非亲历其境者或凭想象者可以俱道的？故，笔者强调陶渊明人生思想的深度随其年龄的增长、对实际生活的亲身认识和感受而不断深化，就是这个道理。其实，这本身也是任何一个人成长和成熟的必然发展规律。也因此，笔者坚信，陶渊明晚年作品中的种种述贫，绝非托辞。但倘若后世读者因其述贫诗中所怨者与贫穷无关，便反而反过来怀疑他的贫穷状况，又或是以为他心存浪漫的想法，而不是体味其中陶渊明穷愈见节的人格操守和志意追求的话，那就真的是如陶公所叹“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了。

《有会而作并序》、《咏贫士七首》二作，郭本系年题注如下：“五月，檀道济任江州刺史。檀道济探望陶渊明，赠以梁肉。陶渊明拒不接受。作《有会而作》。作《咏贫士》七首。”⑰笔者根据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深度、生活状况，以及作品本身的内容题材，皆十分契合，故从之，同系于元嘉三年丙寅岁作。时陶渊明62岁。

《咏贫士七首》一作再赘言几句的就是，作为晚年时期的作品，该作同样体现陶渊明组诗的特点，千万不能仅凭其中的任何一首，进行断章取义的系年。第一首总起，诗中寓意所指，自然是指陶渊明40－41岁时的那次出仕，“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自然是指被桓玄挟持的晋安帝重返建康。但读者必须看到，第一首最后的诗旨重心，完全落在末尾“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两句。借助此题引，陶渊明一气呵成，蝉联而下，屡申自己固穷守节之志、洁己清操之德而不能已。个中真意，读者自可揣摩。仅凭一些表面现象而对作品系年，结果必谬不可取。

2、亲情友情：《答庞参军》60《答庞参军并序六首》60《咏三良》60

《答庞参军》《答庞参军并序六首》二作，笔者参诸本有关时政事件题注，最后从郭本说法：“知庞此春赴江陵任宜都王刘义隆镇西参军，陶以五言诗《答庞参军》酬答，此冬，庞以谢晦卫军参军使都，陶以四言诗酬答。”⑱故将该作系于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陶渊明60岁时作。这个系年，诸本多有所同，问题可能不大，但笔者以为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庞同为使命，但陶渊明在两诗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基调，却是不同的。政治斗争的无情，陶渊明自然知道，因此，作为对知己后生的挚爱和关切，陶渊明在两诗中都对庞酬以多加保重的深情祝愿。不过，五言诗情调明朗，其最末一句“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从字面上来看，一语双关，既是祝愿庞爱惜玉体，又是感叹庞能够真正珍惜和体会陶渊明的“素怀素志”，正所谓知音者，不知此别，来会何年。全诗与通常好友之间的深情别赠，并无见异。但四言诗《答庞参军并序六首》就不同，读者明显可见，诗中涉及政治风云的行文字眼，是颇多的，几乎呈现出上下阙之间感情基调的完全不同来。前三首可以视为上阙，陶渊明既写自己幽居的欢娱，又叙和庞之间友情的合洽真挚以及别后相思，但入下阙之后，笔锋陡转，“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惨惨寒日，肃肃其风，翩彼方舟，容与江中”诗歌氛围转而萧寒肃杀，令人十分不安。因此，可见庞参军此去所负使命，或许并非寻常，随时都有可能如当年陶渊明所处的政治时局一样，卷入“君臣互残、危机时起”的政治斗争中，性命难保。而事实上，元嘉三年，正月，宋文帝诏暴杀宰相徐羡之、傅亮、谢晦杀少帝、庐陵王之罪。徐羡之自经，傅亮被杀。二月，宋武帝亲率军讨江陵谢晦，江陵克，谢晦被俘，杀于市。可见，陶渊明对于时政的敏感和担忧，其实是完全正确的。

也因此，对照上述分析，笔者将《咏三良》一作系于与上述两作同年。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来看，《咏三良》迥然异乎陶渊明一生所咏之任何人物作品，如果细心留意比照《答庞参军并序六首》与《咏三良》中的“岂忘宴安？王事靡宁”、“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等行文，再想想庞在该春出任之职所侍者谁，该冬有命远使所见者谁，读者或许可以从中悟出一些什么来呢？正因如此，於王抚军座送客后已经“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的陶渊明来说，才会在《答庞参军并序六首》中出以“嘉游未歝，誓将离分”的话语。陶渊明工于诗歌字眼，谜面双关之处，隐而不露，了无凿痕。但如果读者细细体会，便可觉他虽已绝意仕宦纷纭，誓不无端惹来是非，但其实内心无比义重情深：三复来贶，欲罢不能。别後相思，重遇见赠。念彼良人，泫然沾衣，慨然诗咏，写其心迹。盖人生知己，虽死生不能同命，却也莫过于此罢？！诗作题旨，笔者斯解，虽文妙不足，庶不谬陶公之意乎？

3、乐天委分：《扇上画赞附尚长禽庆赞》60《自祭文》63

关于《尚长禽庆赞》一作，许多陶作译注本都不载，但因其思想内容、情感基调，笔者觉得，非常契合陶渊明晚年情遗万化、乐天从命的特点，故从郭本，并与《扇上画赞 附尚长禽庆赞》合为一处。《扇上画赞》一作的体式、措辞，与《答庞参军并序六首·其一》几乎一致，故将两作同系一年，为陶渊明60岁时作。笔者甚至于疑心，此《扇上画赞》，是否便是陶渊明题写在扇上，用以酬赠友人之物？古人良多风雅，以扇托意表心，十分习见。然此终不足为据矣，惟笔者私心所想罢了。但这位柔韧的战士，其实，内心是何等的清高自傲、自尊自许呢？“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以达人，有时而隐。”“人鸟不骇，杂兽斯群。至矣於陵，养气浩然，蔑彼结驷，甘此灌园。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美哉周子，称疾闲居，寄心清商，悠然自娱。翳翳衡门，洋洋泌流，曰琴曰书，顾盼有俦。饮河既足，自外皆休。缅怀千载，托契孤游。”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惟有达人，自侍其心。人贵适己，非惟贫富。穷达之间，其实已尽在不言中矣。

《自祭文》的系年，就无须再辨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即将永远离去。贫苦谢世，却达观至此，再回首他一生走过的生活道路、志意追求、高操人格，想着他一生种种的忧，种种的乐，令人凝眸含涕的，反而是后世的不尽来人罢了。

 

岁月如歌，生命象一条长河，源流而下。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一片无依的孤云，栖息在一片园田的上空，见证世道的风风雨雨、失群归鸟的日暮勤飞，当馀辉悬敛、孤云暧暧熄灭的时候，它其实又何尝真的散去？它只不过是把自己洁白的身躯，化为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滴滴，为沿河而下的后世人们，撷来凯风好雨。而这灵魂的本身呵，永远在高处！

 

（正文完）

附录：关于陶渊明住宅的有关考释

笔者在为陶渊明作品进行系年而对各作品进行深入研读的时候，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那就是：关于陶渊明住宅的有关考释。为什么？因为随着陶渊明的弃官归田，家，成了他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容纳了他生活、起居、读书、写作、饮酒、交友等等一系列的事情。而且，陶渊明由于“吾亦爱吾庐”，其许多作品中对于宅居环境的描写，浑然一体地表现了他在人生各个不同阶段的生活、思想、情感状况，不仅成为这些作品内涵的一部分，更有助于对陶作的系年，因此，值得我们细细研析考证。

但遗憾的是，笔者能见到的陶学论著，对此基本都不作任何深入探讨，含糊不清，一笔带过。唯有郭本附录《陶渊明年谱》中，在义熙六年庚戌，载陶渊明“由园田居移居南村”一事的题注下，对陶渊明的居处所了比较详细阐释。全文引录如下⑲：

关于陶渊明的居处，逯本《系年》作了探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根据陶诗文对居处环境的描写以及有关史料，渊明居处可确定者有三：①上京里老家；②园田居；③南村村舍。上京里老家：地点在柴桑城廓，《止酒》：“居止次城邑”，《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所述甚明确。此室庐较好，庭前宽敞，高树成荫。前有庭，后有园。后园较大，种植蔬菜；园东植松，园西秋有葵。如以下诗句所描述：“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园蔬有馀滋”，（（《和郭主簿》）“乃瞻衡宇”，“三径就荒”，“眇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抚孤松而盘桓”等（《归去来兮辞》）“啸傲东轩下”，“青松在东园”，“班荆坐松下”。（《饮酒》）园田居：又称怀古田舍。地点在上京里老家之南，离柴桑城较远。屋舍为草庐，有八九间室；屋前植桃李，屋后种榆树、柳树。园门为柴扉，屋内陈设简少。门前有河，河边有树多株。草庐旁有自家十余亩地。屋旁连结多户人家，也成一里巷。不少亲旧也住在这里。戊申岁遭火灾即此草庐。居住环境如以下诗所描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归园田居》五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和刘柴桑》、《酬刘柴桑》等。南村村舍：地点离柴桑城更远。房舍少且小。周遭环境如一般农舍，无甚特点。如《移居》二首所述：“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至于栗里，有谓陶渊明生于栗里，史无确据，渊明诗文中无见。白居易《访陶公旧宅·序》：“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是宅在栗里，亦上京里在栗里，均不明。《宋书·隐逸传》：“潜故人庞通之赀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则陶渊明家并不在栗里，抑栗里境较大，上京里在其境乎？故栗里之名存疑。据现存诗文资料，陶渊明一生大约是生于上京里老家，至四十一岁，均住该处。四十二岁，移居园田居（怀古田舍）。四十六岁（可能在秋收后）移居南村。四十八岁，还居上京里老家，至死。须补充者，战乱因素，过去多未考虑。按再迁南村，在义熙六年，时卢循部大至，并占领寻阳，寻阳境战乱，南村离寻阳城为最远，故殷景仁等均安家于此。

 

逯本笔者无从得见，只好把上述郭本论点，反反复复，不知读了多少遍。为什么？因为与陶渊明作品中的实际描述，总觉无法统一相符：

①从陶渊明《还旧居》和《归园田居五首》两首诗中对居住环境的描写来看，上京老家和园田居的确是明显不同的。根据《还旧居》中：“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今日始复来，恻怆多所悲。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的描写来看，上京里地点在柴桑城廓是可以肯定，并且两处住宅之间有不算太短的一段距离，也是无疑的。既然如此，那么，如果上京里老家的室庐环境和园田居的草屋茅舍果如郭本所述，为什么园田居失火，但陶渊明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却会有“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果菜始复生”、“且遂灌我园”这些明显是上京里老家室庐环境的描写？如果说戊申岁园田居失火，陶渊明返回上京老家，那也根本解释不通，因为此年陶渊明44岁，他42岁归园田居，离他“六载去还归”的时间，差得远。

②从《读<山海经>十三首》这首诗来看，其“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的特点，非园田居莫属，郭本也正因此点与《归园田居五首》之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相似而将本诗系年于陶渊明43岁时作。但为什么同样又会有“绕屋树扶疏”、“吾亦爱吾庐”、“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种和上京里室庐特征一模一样的描述呢？还有，《和刘柴桑》、《酬刘柴桑》两作中，同样出现两处居处环境特征并存的现象：既说“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又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既说“穷居寡人用”，又说“榈庭多落叶”；既说“嘉穟养南畴”，又说“新葵郁北牖”。西庐、庭榈、新葵，既然本非园田居物，为何园田失火经修葺后兀现在此？

③最明显的，就是《归园田居五首》自身的描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这句话，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能把它解释为：“草庐旁有自家十余亩地”，而只能理解为方宅占地十馀亩。如果按照上述两处居住环境特征来看，那就真的是有点忽南忽北，令人迷惑不堪了。

怎么办？笔者一开始也是苦思不得其解，后因《还旧居》中的“邑”字，而终于恍然大悟。陶渊明42岁归园田居，6年之后，重回上京老家。我们不管老家上京里如何物改人非，但它靠近柴桑城廓的这一个地理特点，却是绝对不变的。陶渊明所有涉及居处环境描写之作，含有“邑”字的，就只有两处，一是《止酒》，一是《还旧居》。其它作品，不管是42岁归园田居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就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陶渊明开始有了园田居之后，除了这两诗所涉之处，确实含有上京里老家之外，其他全部是指同一居处：园田居！

那么，怀古田舍呢？它是否如郭本所言，就是指园田居？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又是草庐又是大宅，怎么可能？

答案是：怀古田舍不是园田居，它只是“田舍”而已。园田居是占地十馀亩的方宅，怀古田舍则是其旁毗连的八九间草屋茅舍，因此，有《归园田居五首》中所谓的“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陶渊明除了主宅旁的怀古田舍，其实还有一处下潠田舍。《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题就是最好的标示，诗中“扬楫越平湖，汎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的描写，向读者说明这一处田舍，则是在山中。因为陶渊明开荒的南亩，就在荒山里。

田舍不同宅居，这是辨析陶渊明居处的关键。田舍可以是靠近主宅的一些简易平房，用于存放农具农物杂什，象灌田水车、牛车、手推车之类的粗笨工具，更是无法轻易从大宅里天天搬进搬出，每日耕作回来，随意歇放在主宅周边草屋茅舍或简单小平房里，才最合适。田舍也可以是靠近耕地田垄的简易屋舍，每逢春耕秋刈，农人须起早赶晚，或看守农田，暂歇田舍，就是最方便的。这些并非笔者想象或杜撰，而是实际的务农生活，便是如此，只是很多城里人并不了解罢了。不要说远在陶渊明的农耕时代，就是在十几年前的农村，大凡农家，只要经济条件稍好、能够自建宅居的，都会在主宅周围或相隔不远的同一条巷子里，搭建一些小的屋舍，或用于摆放粗重农具，或用于存放农田杂物，或内设小件家具，专门用于夜里给男孩子读书或女孩子围聚做手工，一则可以节省薪火，只需一盏小油灯就可照亮一整间小屋子，二则可以不受干扰，比较清净，易于打扫收拾。“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的情况，现在已被随手开关的电灯赶走，“凿壁偷光”的成语，如今的小孩恐怕也已很难望文生义。这些现代都市人都根本无法体会，但是，我们要研究陶渊明，就只好返璞归真。明白了田舍和宅居的区别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检点陶渊明作品中有关宅居方面的种种描述，进而对其一生的住宅环境和行迁情况，作出全面的考释了。

陶渊明《还旧居》有言：“畴昔家上京”，那么，上京是在什么地方？《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均载陶渊明为浔阳柴桑人。“浔阳县在湓城，即今九江市，《元和郡县志》：‘柴桑故城在县西南二十里’，则柴桑在今九江市西南二十里，今为九江县，在马回岭境内，其地有柴桑山。”⑳根据这个籍贯地的考释说法，以及陶渊明《止酒》、《还旧居》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和确定陶渊明老家的方位：上京在柴桑城廓，距离浔阳县城西南约二十里处。至于栗里之说，陶渊明所有作品中均不见任何提及，故笔者对郭本说法亦持赞同观，不予考虑。

上京老家，其实很破落，不蔽风日，环堵萧然，宅边有五柳树，陶渊明因以为号焉。郭本把柳树作为园田居的特点，而将《五柳先生传》系于陶渊明46岁时，其实，就是因为一则没有分清田舍和宅居的区别，二则以柳树来作为上京里和园田居住宅的界定标志，根本更不足为据。古人在屋前舍后种桃植柳，是寻常习惯，这从许多古诗词中也可以看出来。其实，上京里和园田居都植有柳树，上京里老家是只有宅边五棵，而园田居则是“榆柳荫後檐”。从这种柳树数量的多寡，也可想象出两处居宅大小和寒绰的对比来。

其后，陶渊明移居园田居。具体行年，综观陶渊明作品，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起，陶渊明就已经在那里居住了。读者细详该作两首诗对住宅的描写，是不一样的。第一首写归心似箭：“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所指就是上京老家中的慈母和故友；第二首兼咏怀述志：“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园林所指就是园田居。这一点，读者如果将它和《和郭主簿二首》中优美抒情的起居描写以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有关园林耦耕的表述联系起来看，就更能明白体会。通过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悟觉什么呢？从陶渊明的宅居行踪来看，笔者以为，随着陶渊明的日渐长成，以及29岁后开始入仕，尤其是中间第二次出仕的时间较长，他自家的经济状况明显有了好转，并且随着自己的结婚生子而自立门户，置有园田产业，因此，也才会有了他在《和郭主簿二首》中有滋有味、自足自乐的描述。但此时，其母亲有可能并不随其入住园田居，而是仍在上京老家，和一众亲人故友住在一起。细节或许有所出入，但大致情况不离，不过读者并无须刻意追究，因为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陶渊明的行踪：此时的陶渊明，还始终保持着与老家的来来去去。因此，会有《止酒》中“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懽止稚子”这样的自叙。这一点，还可以在《祭程氏妹文》中找到佐证：“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与尔，百哀是切。”这个来来去去的过程，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到义熙元年十一月陶渊明彻底弃官归田之后。此时，其庶母、生母、程氏妹已全部亡故，其他兄弟又已各自“索居”，因此，“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的陶渊明，此后就一直再没有踏迹上京老家了。直到6年后，他从南村移出，才又一次重访故里。如果我们以陶渊明42岁或笠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后正式归园田居计算，6年后，就是48或49岁，正符合《还旧居》中：“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注：“衰”指50岁）”这样的说法。

园田居和怀古田舍所处地理位置，从陶渊明野外、深巷、穷居等字眼来看，较之上京老家，应是离柴桑城较偏远、较僻静一些的地方，正如陶渊明所谓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但陶渊明安居于此，其园田居却并不见得就真的很简陋。依作品行文看来，很明显，和一般农家一样，是陶渊明生活起居、园植耕作和读书休息的地方。对此，我们可以一一检点如下。值得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归去来兮辞并序》一作，不管是在时间系年，还是事件划分上，都具有绝对坐标性的定位作用，因此，无论是检点哪一方面，笔者以为，都必须多加以其为参照，这样就能更加准确、清晰，而不至于陷入循环引证的逻辑误圈。

①生活起居

园田居的室庐环境，可以从陶作中一一检点出来：衡门方宅，前宇後檐，堂前桃李罗列，蔼蔼成林，中夏贮清阴。大堂两侧，东西花药分列，林竹翳如。东有东园，植松种菊：“东园之树”、“青松在东园”、“采菊东篱下”、“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三径就荒，松菊尤存”等，说的就都是这一角；此外，东边尚有一轩：“静寄东轩”、“闲饮东窗”、 “啸傲东轩下”等，指的就是这里。西有西园，“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新葵郁北牖”等，明显可见内中植葵；此外，西边尚有一室，谓之西庐：“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斯晨斯夕，言息其庐”、“清琴横床，浊酒半壶”、“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颜”、“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等，说的就都是这处寄托了陶渊明诗书风雅、琴酒奇情、良辰素志的地方，因此，陶渊明一往情深地自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此外，后亦有园，种植园蔬：“园蔬有馀滋”、“摘我园中蔬”、“且遂灌我园”等，说的就都是这自家的园圃。通过陶渊明这些描写，读者不难想象，这间十馀亩方宅，入得门来，内呈一种对称分列的布局，前庭后园，种树种菜，都是很宽敞的，躬耕之余，园蔬好味，自足自乐；两边花药林竹，东轩西庐，闲饮东窗，松菊入眼，赏心悦目；闲卧西庐，有琴有书，乐以销忧。出得宅去，门前有河，河边植树，“舫舟荫门前”。不过，这舫舟，并非豪门游艇，用于聚众欢娱，而是陶渊明必不可少的农田工具之一。理见下文。

②农田耕作

和园田宅居庭林花树、苗圃园蔬的小资怡情不同，怀古田舍和下禩田舍担负着陶渊明实实在在的农耕生活。细心研读陶渊明的作品，就可以知道，由于陶渊明在41岁之前，一直是时仕时归，因此，怀古田舍作为躬耕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和园田居也是自始至终就联结在一起的。而下禩田舍则是在陶渊明开荒南亩之后才有的。何以得知？认真比较，就可从多处进行判断：

其一、两处田舍，所业之田有所不同，一为西田，一为南亩。西田一直是陶渊明“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的保证，也是陶渊明仕归的营务所在：“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和郭主簿二首》中所谓的“旧谷犹储今”，应该就是来源于此罢。南亩则是陶渊明癸卯岁始春开荒的结果：《和郭主簿二首》之一：“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之二：“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怀古之心既深，又第二次仕归在家，素志不展，岁月良辰，厌厌而竟，有心之人，转欲志长勤。于是，笠年开春，读者立闻陶渊明晨驾夙装、鸟哢风泠、开荒南亩之音。

其二、两处所在的地理位置也有不同：西畴无水，地处野外，南山脚下。中间须穿过深巷墟曲，车驾可抵。陶渊明归园田居之后，更在西田原有的基础上，开荒拓土，种豆植桑。《归园田居五首》之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等，就都体现了西田的这些特点，也是陶渊明劳作该处的写照。而南亩作为开荒新田，所在之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说白了，其实就是在东林隈的“郁郁荒山里”，且须得济舟而行，方能抵达。“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共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扬楫越平湖，汎随清壑回”等行文，都是证明。南亩入山，山中多水，其地理特点，如果我们细详《归园田居五首》之四：“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之五：“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等，就更能体会。陶渊明这些描述，表面诗情画意，其实全是他开荒之余的美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 这些才是开荒艰辛的实实在在的话。然而，正是因为素志所求，故能以苦为乐，无怨无悔。癸卯岁春陶渊明39岁，当年自谓“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其后除去中间40－41岁有一年多的短暂出仕之外，至丙辰秋陶渊明52岁，“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 十二年的辛苦劳作过去，躬耕不息，人事已改，可依然不变的，是陶渊明坚定的志意和情怀。

行文至此，回过头来，就更能明白：从癸卯岁开春到乙巳岁冬月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并序》，陶渊明实际上就是已经拥有了两处田业，也因此，他在文中会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这些有关两处田耕农作的抒写。因为陶渊明出以深情之语，读来十分优美舒缓，如果不是正好要为陶渊明考释住宅的话，这篇耳熟能详的赋文，笔者根本一直不能注意此中种种细节。但在关注了园田居的起居环境以及陶渊明的务农生活之后，再来细读该作，内中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感觉就不再仅仅只是行云流水的写意，而是都仿如对号入座一样，十分地亲切了。读者也不妨细细体会！

③进德修业

园田居和怀古田舍，不仅容纳了陶渊明的生活起居、耦耕劳作，更是他进德修业、涵养性情的一方静地。尤其在陶渊明彻底归田后，淳朴的播殖耕种和读书袛修自勤，更是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归。“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等等，都是他简单生活背后所隐寓的高洁志趣追求的最好写照。

戊申岁六月中，园田居和怀古田舍遇火：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火灾损失严重，大火过后，园田居元气大伤。至《己酉岁九月九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林空自凋。”虽已交岁，犹未复原。陶渊明俯仰万化，内中暗心焦。恰逢是年四月，刘裕出兵北伐南燕。义熙六年庚戌，卢循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乘虚从广州向北推进，直指建康。三月，江州刺史何无忌战死，义军进据浔阳。五月，义军在桑落州（浔阳西）大败刘毅官军。七月，卢循以十万众攻建康，久未下，还据浔阳。浔阳境内战乱，南村离浔阳城最远，故时多有人前往避难。“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的陶渊明于是也兴高采烈地移居南村。由于南村地处偏僻，陶渊明在此安家的时间也不长，因此，从《移居二首》中对宅居环境的描写来看，基本没有任何特色，近于田舍，生活也依然是简单 “无世情”，只剩下农耕劳作和诗酒读书：“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这些，正都是陶渊明在南村短暂居留的生活写照。

义熙七年辛亥夏，随着卢循战败投水自尽、农民起义被完全剿灭，时局又回复了原态，南村的一众素心人，也开始曲终人散。八月，陶渊明从弟去世，笠年，从弟仲德去世。衔哀悲泪的陶渊明，在暌违故居六载之后，重回了一趟上京老家。挚爱亲人相继离世，上京旧居重履生悲，陶渊明离开时的心情，哀痛沉重，“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

从故居回来后的陶渊明，重新移回园田居。此处，几乎所有陶学论著，都认为陶渊明从南村迁出后，《还故居》之作，便是指其迁回上京老家。但笔者认为，还故居只是重回了一趟上京老家罢了，并非指陶渊明晚年重新迁回故里。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若干：

其一、单单从《还故居》标题便断定陶渊明迁回上京老家的说法，根本不足为据。正如一个出了嫁的女人，回一趟娘家，说回娘家，是可以的，说还娘家，当然也行，但如果说成访娘家，肯定就要闹笑话了。因为虽然人已不在家中就住，而且也是稍来即走，但娘家实实在在的，永远都是她的家。因此，单纯从“还故居”三字的字面含义来看，我们同样无法断定陶渊明这趟还故居，究竟是重回了一趟呢，还是说就此迁回老家？必须结合其后续的宅居情况，方能作出最终的判断。

其二、从失火后陶渊明的生活情况来看，园田居和怀古田舍经过自然的生息恢复以及人工的修葺整治，至《和刘柴桑》时，《己酉岁九月九日》中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林空自凋” 的情状已开始被“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的园田生机所替代了。再加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陶渊明基本已是“耕织称其用”，乐观开朗的基调，又重新回复到诗作中来。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园田居和怀古田舍，不管是其居宅本身，还是其耕作收成，虽经失火，但依然具备为陶渊明提供自资生活的一切物质条件，而无须仰赖于移居它处方能维持生计的。

其三、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晚年的陶渊明是因为个人情感的原因，而迁回上京老家的。人之常情，叶落归根，这也是有的。因此，笔者以为，这就需要考察其晚年的作品，从中撷取相关的证据。但问题是，陶渊明晚年作品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作品更是首尾两端，相差太远。综观陶渊明50岁后的作品，具有明确时间标志的，除了《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之外，其它的就都没有了。可该作不提供任何有关宅居的描述，因此也无以为证。可以从作品中找到有关行年或时间标志的，一是《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九》：“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从陶渊明罢官归田算来，该作就应是作于陶渊明53岁及其后了。诗中各首所描写的宅居环境，不用说，一目了然就是园田居和怀古田舍。问题是由于系年观点的不同，或许读者也可以认为诗中各首是陶渊明将以前的回忆片断，连缀成篇，因此，虽然从个人的观点看，笔者认为此诗所涉宅居环境，应该就是陶渊明写作时的闲居所在，但从治学严谨的角度看，却属强人所难，因为该作无法提供非常确切的依据，足以断然判定晚年的陶渊明仍处园田居，故此笔者有所保留。剩下的，就只有《杂诗八首》中的“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的“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了。可这二作同样不提供任何有关宅居的描述。既然时间行年方面的考察难以为续，笔者便尝试从生活人事、政治时局入手，检点是否可以明确系年为陶渊明晚年的作品。其中，《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作，其相关的事件是：义熙十二年丙辰八月，左将军檀韶接任为江州刺史，力请周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是年陶渊明52岁。笔者在此不管作品最终系于陶渊明52岁或其后哪一年，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这个事件，可以证明该诗乃为陶渊明50岁后之作。从诗中“负疴颓檐下”、“从我颍水滨”的宅居环境看来，就应属园田居特点。不过，因陶渊明语意双关，用颍水喻指其门前小河，或许有读者认为上京老家也可以是宅居有檐、门前有河，因此，此作作为论据，也还是隐晦了些。此外，就还有两作，是四言《答庞参军》和五言《答庞参军六首并序》。此诗具体系年，诸本同样略有出入，但毫无争议的是，两作肯定作于陶渊明50岁后。这一点，其实从五言诗序文中陶渊明的自述“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就可以看出来。从两作看来，《答庞参军》：“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答庞参军六首并序》：“衡门之下，有琴有书”、“朝为灌园，夕偃蓬庐”，就全都是无可争议的园田居特征了。

 

至此，关于陶渊明住宅的有关考释，就已经全部阐述完毕。如果读者将上述有关结论，代入原作，就可以发现，陶渊明许多作品中对居宅环境的描述，都清晰可解，符合逻辑。许多相关作品的系年，也清晰明了了许多。最后，笔者将陶渊明一生的宅居及行迁情况，做一个大致的总结：

陶渊明老家上京，靠近柴桑城廓。因亲老家贫，家中十分破落，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宅边有五柳树，陶渊明故以为号焉，自谓五柳先生，作有《五柳先生传》一作，以为自况。

随着陶渊明的日渐长成，以及29岁后开始入仕，陶渊明自家的经济状况明显有了好转，置有园田产业，迁往园田居。园田居离柴桑城偏远一些，是占地十馀亩的方宅，其旁毗连的八九间草屋茅舍，则是怀古田舍。从29－41岁间，陶渊明时仕时归，此处宅居，就是他归来时园植耕作和读书休息的地方。此时的陶渊明，也还始终保持着与老家的来来去去。直到义熙元年十一月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并序》、彻底弃官归田之后，由于其庶母、生母、程氏妹已全部亡故，其他兄弟又都各自“索居”，因此，“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的陶渊明，此后有长达6年之久没有再踏迹上京老家。《归园田居五首》是此次归田的标记性作品。

归园田居后的陶渊明，正式以务农为生，拥有两处田业，一为西畴，一为南亩。西畴是陶渊明原有旧业，南亩是陶渊明癸卯岁始春开荒的新田。这两处田业，一在南山脚下，一在东林深山。为便于耕作，须济舟方能抵达的荒山南亩，就还设有下禩田舍。两处田舍所获，陶渊明均有诗作，一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是《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可视为陶渊明躬耕之志的真实写照。

戊申岁六月中，园田居和怀古田舍遇火。火灾严重，大火过后，园田居元气大伤。陶渊明作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记此事。至笠年己酉岁九月九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园田居犹“蔓草不复荣，园林空自凋”。陶渊明俯仰万化，内中暗心焦。恰逢是年浔阳境内战乱，南村离浔阳城最远，故时多有人前往避难。“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的陶渊明于是也兴高采烈地移居南村。作有《移居二首》，记述此事。

南村地处偏僻，陶渊明在此安家的时间也不长，因此，从《移居二首》中对宅居环境的描写来看，基本没有任何特色，近于田舍，生活也依然只是农耕劳作、诗酒读书，淳朴简单。义熙七年辛亥夏，随着时局回复原态，南村的一众素心人，也开始曲终人散。八月，陶渊明从弟去世，笠年，从弟仲德去世。衔哀悲泪的陶渊明，在暌违故居六载之后，重回了一趟上京老家，作有《还旧居》、《悲从弟仲德》二诗，记述此行。

从故居回来后的陶渊明，重新移回园田居，直至终老。晚年酬赠友人的四言诗作《答庞参军六首并序》和临终前的《自祭文》，深情表达了他“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捽兀穷庐，酣饮赋诗”的旷达情怀。

 

（附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