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条件宽松的贷款尽可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危机发生后, IMF只是关注成员国维持自由汇兑的能力,因此提供的援助是货币性质的,仅仅是帮助危机国恢复对外清偿力,而不是克服经济衰退,从而在对危机国进行资金援救的同时,还一味迫使其按照“华盛顿共识”①的内容进行调整和改革。三是缺乏充当国际最终贷款者的功能,无法行使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之职。四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难以肩负监督成员国经济政策、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之责。其次，相关配套制度的缺乏。一方面，在日益深化和广化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及相互影响程度正在加深，各国间高度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局部性风险常常会转化为系统性风险，但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存在“超国家性”的制度因素，各国相机抉择的、变换频繁的经济政策又常常缺乏相应的协调和合作，为此世界各国间的博弈解常常是零和性的，协同战略无法有效实施，协作性利益也无法取得。另一方面，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缺乏能够承担监管国际金融市场、扮演最后贷款人及最后清算人角色的组织性建构，即使IMF和WB能够承担部分角色，但其绩效却很差。再次，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三）价格信号紊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汇率制度难以维护市场的稳定。国际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国际金融稳定的基础，但这要依赖有效的汇率制度。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一般实行浮动汇率制，其汇率的形成和变动，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利益，并且能左右国际汇率水平和变动的趋势。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金融发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动地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盯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的致命缺陷是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性，汇率的水平难以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削弱了汇率杠杆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在大规模无序的国际资本流动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成本很大，根据蒙代尔模型理论，也破坏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种混乱的汇率格局导致各国汇率出现了过度波动。以主要的国际货币为例，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Mundell, R.）发现1971-1980年之间德国马克与美元的汇率波动率超过200%，1980-1985年之间达到50%，1985-1992年之间重新达到200%，1992年之后也有30%，这就说明汇率存在着过度波动性（详细数据可见表1）。佛罗德和罗斯（Flood, R. & Rose, A. ）的分析证实，主要国际货币间的汇率存在着过度波动，这种波动无法运用已有的各种汇率理论进行合理解释。 表1、 用美元表示的主要国际货币的即期汇率波动率（1990-2000）②时间英国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日本日元（%）欧盟欧元（%）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9.612.213.711.86.68.46.38.77.06.77.79.313.613.910.58.612.36.59.68.68.911.88.813.013.410.08.110.86.19.58.68.911.88.612.616.511.38.110.45.68.88.58.911.810.59.79.011.08.913.77.711.418.113.311.0 8.910.7平均值9.010.39.910.111.39.8 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也诱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出现了过度波动，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韩元和泰国铢对美元的汇率都贬值了50%。IMF（1998）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1975-1997年期间，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约在53个国家发生了158次货币危机，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凯明斯基和赖因哈特（Kaminsky&Reinhart）研究了1970-1995年间发生在20个发展中国家的71次货币危机，认为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多数货币危机直接缘于本币汇率的过度波动，而从根本上缘于主要国际货币的过度波动。③汇率的过度波动会带来很高的经济成本，基于投资者心理分析的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证明：一方面，汇率的过度波动，即汇率对均衡价值的极端偏离常常会引起错误的价格信号并增加了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投资的减少及经济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汇率的频繁波动，再加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缺乏制度保护的“暂时性钉住”(temporary peg)而非货币局制度下的永久性钉住(permanent peg),本身就为游资冲击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引起投资者的“心理锚定”出现了扭曲，为此会强化国际投资者的“羊群效应” （bandwagon effect）和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 (contagious effect) ,进一步加剧了汇率的变动,迫使一国转而实行更有弹性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由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虽然一些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全球性配置资源或利用各种衍生金融工具规避汇率的过度波动风险，但这些金融投资策略的交易成本高昂。 美联储主席沃尔克（Volcker, P.）认为汇率过度波动有三个：第一，在当代资本全球性流动的背景下，保持固定汇率意味着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性的丧失，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讲，政府偏好于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不是对外汇率的稳定性；第二，汇率波动涉及到不止一国，当发生令人厌恶的汇率变动时，不可避免的争议性问题就出现了，即哪一国应当首先承当起调整其政策的重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常常是模糊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敏感的政治因素和复杂的经济判断因素；第三，从政治的角度讲，传统的支持货币稳定的重要选民——金融机构的态度发生了很大逆转，这种逆转根源于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在波动的金融市场上可以获得大量的套利收入，他们对于感知市场压力具有极强的敏感度并时刻准备着把握市场上出现的任何套利机会甚至放大这种价格偏差，此时，广大的进出口商和国际投资者承当了货币波动的大部分风险和成本，而金融机构付出的仅仅是很少的交易费用。基于这种成本分布的分散性和利润分布的集中性促使金融机构会联合起来进行政治游说，而大量的国际贸易者和国际投资者却由于“羊群效应”无法有效影响政治决策。①（四）国际性游资冲击。如发生在墨西哥、东亚、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国际间大量的过剩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一国、一个地区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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