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最有现实意义，但考虑到美国和欧盟对IMF的控制和操纵，这种方案的可行性难度也很大，而且长期来看对于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并不具有彻底性。 第二种方案是构建新全球性金融架构。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另一种看法认为需要建构全新的全球性金融架构，其中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史华慈（Schwartz, A.）认为在新的全球性金融架构中IMF根本没有位置，通过对IMF作为金融危机管理者的“经营业绩”进行研究，他们认为IMF能力有限，应该被“解雇”。②克鲁格（Krueger）则建议新的全球性金融架构中适当降低IMF的作用，如限制IMF援助资金的发放，因为较少的援助资金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和提升市场纪律。③里坦（Litan, E. R）提出，现实汇率的高波动性和资本流动的急速逆转性都需要IMF来扮演金融危机的主要监管人。④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Eichengreen, B.）认为IMF应该注重对银行短期性外债的监管并限制过度借贷。⑤维尔德和维西尔茨托（Velde, F., & Veracierto, M.）则认为，一个具有稳定特征的全球性货币体系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解决谁来执行最后贷款人的功能。⑥ 新全球性金融架构对于推进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非常关键，但有关全球性新金融架构的设计讨论仍在讨论中且争议颇大。因为即使不考虑IMF、WB在新金融架构中的地位问题，对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等经济大国应当发挥作用的大小、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等问题也必须予以考虑，而且改进的全球性新金融架构也必须符合各种非贸易性集团或货币联盟国家的利益。 金融全球化要求国际金融领域里的合作和协调，金融政策的协调对预防和抵制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机制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市场约束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一些大国尤其是在金融领域里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美国理应发挥大国的表率作用，为建立“多边相互协调”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机制而努力。当然，在局部区域范围内（欧元区和美元区），金融领域里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已相当成熟，而在经济也相对繁荣的亚太地区，这样的协调机制还未形成，亚元区的形成还遥遥无期。这种局部的区域协调虽然对国际金融的稳定具有一定作用，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却要求全球范围的经济协调和合作也应提到日程上来，因为这种全球范围的经济协调和合作机制基本上还未形成。鉴于世界经济中存在的脆弱性，各国应该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加以应对和化解，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更要承担责任，实行支持性宏观经济政策。美国应进一步关注其宏观经济中存在的脆弱因素，与有关国家加强政策协调，防止汇率大幅波动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欧元区应加快劳动力市场等结构改革措施，在必要时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应重点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努力进行结构改革，为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的条件。发展中国家也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改善融资条件，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快进行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应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资金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步伐。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仍是防范危机的根本途径之一。因此，IMF要继续检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架构，逐步建立能真正体现经济全球化根本特征、能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我们认为把构建新全球性金融架构应该成为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当然，全球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同时更正取决于各国(包括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国内金融政策的质量。就跨境资本流动的效率和安全性而言，如果国内金融政策出现问题，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或其他国际金融架构的变化，即使再英明恐怕也无济于事。这一点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以防患与未然。 第三种方案是区域性货币安排。瓦格纳（Wagner, H. 2000）认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趋于稳定，因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正向着“不可能三角”中“稳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及货币政策自主性的让渡”进行过渡，这种过渡体现在IMF的改革偏好和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趋势上。①2002年元月1日，“欧元”已正式流通，这标志着欧洲货币统一的目标已经实现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存在诸多困难，但作为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着手改革而产生的欧洲货币体系毕竟成功地存在着而且已实现了统一的单一实体货币的目标，它为未来国际通货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向性的基本构架。因此，有“欧元之父”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教授则坚持其“稳定性三岛”观点，即未来美元、欧元和亚元 “三足鼎立” 的货币格局有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稳定性。蒙代尔教授认为，在世界还没有出现一种全球单一货币的情况下，亚洲肯定需要一种共同的货币。因为亚洲若不实行共同货币，需以第三国货币作为贸易支付单位，这将加大区内交易成本和金融风险。他预计，2021年亚洲经济将与美国、欧洲并驾齐驱，由于美元及欧元两大区域已形成，所以亚洲迫切需要有自己的共同货币，世界货币需要“亚元” 。 在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演进路径上，钟伟（2001）认为，欧洲货币联盟采取的是单一化货币联盟（the single currency monetary union），美洲应采取主导货币型一体化形式（以美元为主），而亚洲的货币一体化可能需要采取多重货币联盟（the multiple-currency monetary union）形式的演进路径，其演进可能分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例如亚洲货币基金AMF(Asian　Monetary Fund)，二是建立起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ERM(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三是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Asian Currency Area)。①EMU无疑是当代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最典型案例，但有关美洲和亚洲的货币一体化步骤仍在讨论。②与欧洲货币联盟和美洲美元化趋势相比，亚元困难重重，但亚洲单一货币区并非无望，其演进可能是从次区域范畴开始，以日元国际化乃至人民币国际化为内核生长扩展，除已充当第三大世界货币的日元之外，人民币国际化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并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第四极货币。 随着美元贬值和欧元强势地位的重新确立，欧元将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以及各国债券发行和外汇储备方面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尽管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不会改变，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欧元地位将显著上升。这是美国经济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的必然结果。今后国际货币体系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欧元区成员国将进一步增加；拉美地区货币美元化的国家可能增加，美国可能与其中某些国家进行货币合作，形成松散的货币集团；日元将加快国际化步伐，日本与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卢布使用范围将扩大，可能与独联体某些国家结成货币联盟；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进程的加快，人民币与港币、澳门元及台币之间的合作将得到加强，逐步实现宽松的有弹性的固定汇率体系。由于各大货币区货币一体化程度具有很大的不对称性，尤其是亚太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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